现在关于抗生素的科普不仅没有增加人们对抗生素使用的正确认知，反而走到了一个矫枉过正的方向上。你还在将阿莫西林、诺氟沙星等当作“万金油”么？或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谈药色变？关于耐药性，你所不确定的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Q1：抗菌素耐药性和抗生素耐药性、抗药性是一回事吗？
抗菌素耐药性（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MR）是指病原体（细菌、病毒、真菌等）不能被抗生素及其他抗感染药物有效杀死的抵御能力。近几年，这一概念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抗生素耐药性（Antibiotics Resistance, ABR）”概念，全面涵盖了大部分传染性疾病中的耐药性，因而被各大国际卫生研究组织所采用。抗药性、耐药性则是民间和媒体的简略说法。
Q2：什么是抗菌素耐药性？
通俗来说，和人对疾病的免疫力类似，耐药性也就是病原体对杀灭药物的“抵抗力”和“免疫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耐药基因。随着二战以来抗生素的使用，特别是抗生素的低剂量滥用，病原体耐药性大大增强，许多原先使用的药物治疗效果削弱甚至无效，大大增加了新药研发的压力。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流感。很多人都有体会，治感冒的药需要经常换一换，不然治疗效果就会渐渐不如一开始那样显著，这就是耐药流感病毒比例太高使得原先的药物无法根除病原的缘故。
Q3：自己不使用抗生素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抗菌素耐药性？
对于抗生素的使用，一部分人的观点已经从几年前的“感冒也要打头孢”矫枉过正到“一律拒用抗生素”的地步。但是，自己不使用抗生素并不能规避抗菌素耐药性的问题，甚至有时还会因为延误病情害苦我们自己。
首先，抗生素仍然是目前临床对抗细菌性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方式。只要科学用药、适量用药，不仅可以快速治愈，一般也不会产生任何后遗症。而且抗生素的量产比疫苗或其他药物制剂容易得多，技术也成熟得多，成本相对较低，经济实惠。
其次，耐药性是可以“传染”的。
耐药性归根结底是病原体的耐药性，而病原体是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比如2003年的非典病毒就是通过飞沫传播。另一类病原体甚至可以在人畜间传播，例如每年春季高发的禽流感，其病原体既可以感染禽类，又可以感染人。目前大城市中禁止活禽交易，就是从防止病毒H5Nx在人禽间传播而采取的主要措施之一。
另一种耐药性的“传染”更为微观，是通过耐药基因的传递实现的。以细菌为例，这一最常见的病原体体内的有一种环状的遗传物质载体，叫作质粒，上面通常搭载有耐药基因。载有耐药基因的质粒通过细胞吞噬等过程可以传递给另一种细菌，从而使该细菌携带此种耐药性。有时候，运气好的细菌也能够从环境中“捡”到其他细菌死亡后散落的质粒“武装”自己。例如，常常被乳品行业包装成“益生菌”的乳酸菌，在相关研究中却检测出80%的乳酸菌个体对卡那霉素、链霉素、新霉素和庆大霉素等具有不同程度的耐药性[1]。载有这些耐药基因的质粒如果被本身没有耐药性的病原体“捡”到，就可能使该病原体具有耐药性，从而让治疗医生束手无策。
第三，在全球化的今天，便捷的全球物流使得病原体的传播较之以前更加容易。南边来的猪，北边来的羊，进口的未经检疫的肉类，都可能携带耐药菌。如果这种耐药菌恰好也能感染人，其后果就可能十分严重。例如存在已久的“超级细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葡萄球菌MRSA（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其产生就被认为与西班牙养猪业有关，并随着全球化贸易到达世界每一个角落，其潜在威胁甚至可能比人源抗菌素耐药性更大[2]。
总而言之，不使用抗生素并不能保证抗菌素耐药性不来找你的麻烦。所以，有病该治还得治，毕竟药物在投放市场之前大多已经经过了层层试验，只要注意遵医嘱、不随意用药，抗生素还是既经济又高效的治病首选。
Q4: 如果感觉到快生病的时候剂量减半服用或者小剂量长期服用，这样既可以把病杀死在萌芽状态，又可以避免大剂量服用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岂不是两全其美？
这种服用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抗生素的小剂量预防服用恰恰是病原体抗菌素耐药性的主要来源。目前来说，抗生素治疗策略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重拳出击”，主要见于人畜传染病已发治疗，讲究大剂量组合用药，务求一次杀灭；另一种则是“防患于未然”，主要用于易发大规模瘟病的禽畜如鸡、猪、牛的畜养，方法是将小剂量抗生素掺入饲料，既起到预防作用，防止大规模疫病的发生，又作为生长促进剂。
与大剂量治疗用药相比，小剂量长期给药为病原体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筛选和诱变环境，环境中浓度不高的抗生素能淘汰掉抗药性极弱的病原体。同时由于长期用药，患者自身免疫系统退行，其后果就是长期服药者一段时间之后药物效果减弱，反而更容易生病，而生病之后普通药物无法杀灭体内耐药病原体，势必需要采用更新更强的药物。不仅可能对机体造成循环伤害，也会加重病人经济负担，甚至会最终导致超级细菌，落入“无药可医”的境地。
然而在我国，由于抗生素购买极其容易，加上环境卫生、食品安全等诸多负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一些自身免疫系统较弱的人为了避免严重的呼吸道感染、肠道感染等疾病，选择自行购买一些广谱抗生素削量长期服用。殊不知这种小剂量给药的做法不仅会削弱服药者自身免疫力，更因为杀伤力不够反而更有利于耐药菌的繁殖，从而导致抗菌素耐药性的产生。抗生素不是营养品，是药三分毒，遵医嘱服用总是没错的。
Q5：卫生部和医院怎么不管管抗生素？
在中国，对抗生素使用的监管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主要通过以组建医院抗生素监管机构为主，至今全国有一千余家医院参与了这一监管体系。2012年，卫生部下发红头文件《医疗机构抗菌药物管理办法》，从用药品种、抗生素品规、医生处方以及惩罚方面，对合理使用抗生素做出了严格的规定。2016年G20峰会耐药性话题引发热议之后，国家卫计委等多部门又联合印发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明确到2020年，全国二级以上医院基本建立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机制，实现抗生素购买处方化。
然而，即便如此，当前全球抗生素的使用局面仍然混乱不堪。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对一百三十多个国家抗生素使用情况的评估，目前，除了欧美等少数发达国家完全实现了抗生素处方化，包括中国在内仍有一百一十余个国家缺乏对抗生素使用的有效监管，抗生素购买极其随意[3]。究其原因，医院、药厂、患者三方都牵涉其中。最不愿意看到抗生素严格监管的当然首当其冲是药厂，然而如果患者的用药常识不能得到纠正、还一味迷信抗生素的话，患者也会成为抗生素严格监管的阻力之一。相应的，医院也需要更明晰的责任体系，否则的话，在抗生素滥用引发的长期潜在后果和治不好病可能引发的短期后果相比，大部分医生为了避免风险，可能还是会继续选择治愈率相对更高的抗生素“重拳出击”治愈疗法，以避免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更加雪上加霜。
因此，在中国，对抗生素的监管除了医院和政府的投入之外，更重要的是应当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和谐、互信的医药体系，病人尊重医生，医药分离透明。抗生素处方化或者登记制应当尽快实行，同时，增加对社区医院的建设力度，使得病人能够“小病门口医”，分散医疗资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Q6: 人的抗生素问题还没解决呢，管什么动物？
2015年3月，一条不起眼的新闻在激起了不大不小的水花之后很快淹没在各种娱乐八卦之中：麦当劳承诺在全美境内停止使用抗生素喂养的鸡肉，但不包括中国在内的2.2万家海外餐厅。2016年8月，这一承诺正式在全美麦当劳餐厅实施，相关消息一出，便引发了一系列诸如“麦当劳是否对海内外餐厅食品安全标准采取双重标准”的讨论，但很快被人们抛诸脑后。
针对抗生素肉类安全问题，目前相关监管部门已经辟谣，声明抗生素饲喂的禽畜肉类只要是通过正规渠道购得，在上市前均已经过“零药期”代谢处理，肉类中抗生素残余水平处于安全范围内。但是这条不起眼的新闻背后却是长期被忽视的饲用抗生素滥用问题，也是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高级会议重要议题之一。饲用抗生素主要用于畜牧业、养殖业、水产业等行业动物传染性疾病的治疗与预防，同时也常被用作动物生长促进剂。为了防止大规模的禽畜死亡造成经济损失，抗生素在畜牧业和渔业中以低剂量预防性用药为主，这也为筛选耐药菌创造了环境，从而导致畜源抗菌素耐药性的产生。然而，MSRA以及越来越多的耐药菌如NDM-1等“超级细菌”的出现警示人们畜源抗菌素耐药性甚至可能比人源抗菌素耐药性潜在威胁更大。
相应的，当前对由饲用抗生素滥用引起的畜源抗菌素耐药性（Livestock Associate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Livestock associated AMR）的讨论却显得跟不上节奏。因此，要想解决“超级细菌”问题，对饲用抗生素的监管与医药监管同等重要。农业部应当在农业抗生素使用监管、基层兽医培养、农村抗生素使用宣传教育等方面发挥与卫生部同等的作用。
结语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由抗生素滥用引致的抗菌素耐药性问题正在威胁我们的健康和财产。根据英国专家、高盛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Jim O’Neill)今年出具的评估，目前全球每年有70万人因抗菌素耐药性引起的疾病而死亡，折合每天逾1900人。若没有更进一步的抗生素管控和改善措施，到2050年，耐药性问题每年将导致全球1000万人早死，年全球经济损失总量可达100万亿美元左右；单在中国，每年将致100万人死亡，年国内经济损失20万亿美元[4]。
如何在未来二十至三十年内扭转这一趋势，应该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超级细菌”的出现固然让人恐慌，但医药的研究和发展也是日新月异的，在抗菌素耐药性这场绵绵无期的拉锯战中，人类最终如何像过去千百年中每一次一样取得胜利，是每个人都必须参与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