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很多专家认为，血液制品紧张是因为原料血浆采集量下降。那么，原料血浆供应减少的原因何在？记者在血浆供应大省贵州省的采访中找到了部分答案。

农民卖浆收入不如外出打工收入高

报酬执行的是十多年前的标准

陈明德（化名）是贵州省龙里县三元镇的一位普通农民，每月两次到县城血浆站“卖浆”，这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像他这样的人被业界称为“浆源”。

“现在村里卖浆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卖浆的收入不如外出打工的收入高。”要不是妻子有病，陈明德说自己也会外出打工，而不是“卖血浆”。“卖浆是丢人的事，孩子大了，会让人家瞧不起。”采访中，他一直刻意回避“卖”这个字。

刨去路费、吃饭等花销，陈明德两次卖血浆的收入有200元。对此，陈明德既满足也不满足。满足的是，虽然钱不多，但挣钱不耽误家里的农活；不满足的是，血浆站给的钱太少，“这么多年，抽一次血给的钱才涨了10块钱，跟0.5公斤（猪）肉涨的钱差不多”，所以“只有没法子的人才来卖浆”。他觉得，如果给的钱能翻倍，家里的日子就能宽裕些，卖浆的人也会多起来。

“现在的浆源待遇执行的还是十多年前的标准，虽然个别企业提高了营养费，但总体仍然偏低。”贵州省卫生厅医政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根据该省1993年的规定，浆源一次抽血浆580克，得到的报酬是85元，其中80元为浆费，5块钱是营养费。十多年来，只有营养费涨了大约10块钱，但浆费一直没变。“远远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

浆源越来越少

单个浆站的采集能力下降

贵州省卫生厅有关官员告诉记者，有人把血浆紧张的原因全部归结于单采血浆站改制、整顿后浆站数量的减少，这种看法并不全面。据报道，近两年，贵州省单采血浆站由40余家减少到20余家，血浆采集量大幅度减少，2006年比上一年减少约一半。由于贵州是重要产浆大省，其采浆量的减少直接影响了全国原料血浆市场的供应。“其实，以现有的浆站数量看，如果能按设计能力采集的话，血浆采集量不会受到太大影响。浆量减少的原因是单个浆站的采集能力下降。”以龙里县单采血浆站为例，设计的年采集能力是70吨，但据该站原负责人介绍，从2004年以后，他们从来没达到过70吨的目标，且一直呈下降之势，原因是浆源越来越少，“动员农民来采浆越来越难”。

对于外界把血浆紧张的原因归于“卫生部门加强浆站监管”的说法，这位官员表示，首先，加强单采血浆站的准入管理，严格监管采浆行为并没有错；其次，目前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对浆站准入执行的只是基本标准，如果严格按卫生部提出的标准执行，“大部分浆站都要关门”。

这位官员认为，因为报酬太低，作为献浆主力军的农民因外出打工等原因不再献浆，很多农民觉得卖血浆丢人等观念导致的浆源数量减少，是血浆紧缺的直接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血浆作为一种原料，既有公益性，也有经济属性，而有关各方对此认识不足”。其经济属性表现为，随着监管力度加大，采浆技术的改进，正规浆站出事的概率要远远低于煤矿和交通运输行业，因此，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如果运用得当，血浆可以成为一个产业。由于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卖出的产品按市场论价，所以其原料的采集按市场运作，或者部分按市场运作也是大势所趋。其公益性表现为，稳定浆源的存在能满足临床对血液制品的需要，献浆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政府需明确原料血浆的双重属性

企业应为平衡市场分出一勺羹

采访中，一位卫生行政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一些地区的决策者有当初倡导血浆经济导致部分地区艾滋病流行的惨痛教训，所以，现在谁也不敢开这个口子。正视采集血浆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客观存在，直接导致某些浆站打着“响应国家号召、社会需要”的旗号，压低浆源待遇，损害浆源利益。“从10年前国务院颁布的《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到去年多部委下发的单采血浆站转制方案，只有政府部门对于血浆安全的高调监管措施，而对于如何保护浆源的利益却只字未提，好像这个群体根本不存在一样。”在这样的背景下，“浆源远离浆站是早晚的事”。

如何解决原料血浆紧缺的难题？贵州业内人士认为，在目前严格监管的基础上，有关各方面尤其是政府需明确原料血浆的双重属性，树立采浆行为的正面形象，并按市场规律大幅度提高浆源待遇。如果对于血浆的属性各方短时间内不能达成一致，那么退而求其次，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应主动提高浆源待遇，把曾经流失的浆源尽快拉回来。“改制后，浆站已成为企业的原料车间，企业把自己丰厚的利润分一些出来用于原料涨价，从而维持市场平衡，应该是不过分的要求。”

来源：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