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对于健康的破坏度不言而喻，烟草对死亡和疾病的作用也已得到了很好的证实。但是，烟草加剧贫困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重视。有限的家庭资源被消耗在香烟而不是花在食物和其他必需开支如教育和营养上。贫困家庭用于香烟支出的费用(占其家庭总的可支配收入的4%~5%)有着非常高的机会成本，浪费了本应满足食物和其他基本需求的宝贵资源。

早在1995年第八个“世界无烟日”，控烟与减贫就已经作为主题被提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当时提供的资料称，我国烟草的产量、销售量和吸烟人数均占世界首位，烟草所创的经济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

2003年5月，192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最终通过了《烟草框架公约》(下称《公约》)，中国也在其中。各成员国承诺将迎接烟草带来的公共卫生挑战，决心处理烟草价格和税收，烟草和贫困，跨边界走私，烟草广告与促销，室内清洁空气的权利等关键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关于烟草种植和消费增加了贫困这一现象一直被忽视。“虽然近年来在不少高收入国家，烟草使用呈下降趋势，但在中低收入国家中烟草使用正急剧上升。”

全世界烟民有75%在发展中国家，每年要吸掉全世界香烟总消费量(5.7万亿支)的60%左右。这本身证实了综合烟草控制的必要性。不过，必须注意到烟草使用和其相关的疾病负担关系呈一定的倾斜。换句话说，穷人相对于富人更倾向于使用烟草，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也存在相似的情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杨功焕教授曾在媒体上表示，由于烟草的效应不是立即发生，所以很多人未能感觉到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在现阶段，中国烟民平均比总人群的期望寿命少4.6年，每人平均少工作2年，所创造的劳动价值会减少很多。但是按照目前的吸烟模式，仅由于人口的增长，到2030年吸烟者将增至4.31亿人，那么2025年开始每年有将近200万人死于因吸烟引起的疾病。

杨功焕说，烟草使用导致医疗费用增加，目前医疗费用的上涨速度远远高于烟草行业利税上涨速度，假若2025年归因于烟草的疾病和死亡为33%，那么仅耗费的医疗费用就会超过烟草行业为国家创造的利润。如果加上生病导致的其他间接费用，仅仅由于直接医疗费用和损失工作年限，就足以抵消烟草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这还不包括烟草消费导致的其他经济损失，如火灾。

国家控烟疲软

多年来，中国烟草一直保持了七个“世界第一”：烟叶种植面积第一；烟叶收购量第一；卷烟产量第一；卷烟消费量第一；吸烟人数世界第一；烟草利税第一；死于吸烟相关疾病人数第一，进入2000年以来，中国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约100万人，是全球死亡人数的五分之一。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原副会长张义芳告诉本报记者，中国2000年之前控烟还不错，1997年是高峰，从那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一个原因是主管部门不积极主动，决策层缺少一批热心控烟的人。”

他说，中国政府加入《公约》，但是实际行动不够。尤其是在商标和标语上，《公约》要求，烟盒上三分之二地方登上警语，中国没动。这个到2008年就要求要全面执行。

《公约》还要求降低吸烟率，但中国一直排在前几名，甚至逐年上升，现在40%的吸烟率，男性在70%。

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布报告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吸烟比例在上升的国家。

记者获得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早在2001年发表的一份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报告(《Trends in coronary risk factors in the WHO MONICA project》)，收集了21个国家的38个人群近10年来吸烟情况的资料。在35~64岁的男子中，只有一个国家及地区吸烟率有显著升高，而且遥遥领先，这就是来自中国北京的样本人群。

张义芳说，1990年，《吸烟危害控制法》报到国家法制局，但对方说已经有了相关法律，所以没有批。“我国关于控烟的法律非常滞后的，只是在《烟草专卖法》中第五章18~19节第三章有控烟的内容，就成为某些部门的借口，不再继续立法。事实上，控烟的内容放在烟草专卖法也有些不伦不类的。烟草专卖法就成了个掩护，使真正的控烟法出不来。”

另外，他说，中国在无烟草广告方面做得也不够，各个地方各个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都睁只眼闭只眼。

“中国目前禁止公共场所吸烟的立法现状存在很多不足，地级以上城市中有一半以上还存在控烟法规空白，而且禁止吸烟的场所比较局限，法规内容限定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杨功焕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控烟工作起步很晚，应该是从1990年开始的。虽然一直处于专家控烟的层面，直到1999年以后中国进行加入框架公约的谈判，才开始进入政府控烟的层面。

她说，目前中国应该是处于从专家控烟到政府控烟的推进上，还没有到全民控烟。控烟的道路确实还很长。

但是，她也不赞成有些专家关于中国控烟工作倒退的说法。“从2003年开始，政府不光是介入，而且是领导了中国的戒烟工作，相信在所有人的努力之下，中国加入框架公约之后的控烟步子会更快。”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