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务院的部署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已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向社会各界人士公开征求意见。简单地说,就是“新医改”方案终于到了最后定夺关头,现在请所有关心的人提出意见。
新医改方案将直接间接涉及所有人的利益。医药卫生体制怎么改革,很应该大家一起来关心和讨论。但是在具体评述之前,先有两个背景情况需要说明。
首先,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取得了极为巨大的进步和成就。如果将此称为“中国模式”的话,那么它有一个公认的特点,就是强于经济发展,弱于民生保障;强于经济政策,弱于社会政策。一强一弱之间的差距之大,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时期,达到惊人程度。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之高,与农民工在相当长时期中的安全和福利保障之糟糕,就是如此。换句话说,为经济发展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这个代价主要指的是在健康、职业、安全、教育、环境诸方面的福利损失,以及在公平、正义、个人尊严以及相互信任等方面的价值损失。
其次,过去10年中,社会公众层面上关于“看病难”、“看病贵”的不满与公愤,是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初始动力与基本支撑。不是医院药厂及其主管部门,更不是那些有“利益关联”的部门,而是从最弱者的悲惨呼声中,从严肃的调查数据和社会建言中,也从媒体上的批评与讨论中,还从医患关系整体恶化后的两败俱伤中,自下而上地,开启了真正有价值的对于医疗卫生政策以及体制的批判性反思。与早前的20年相比,最近10年来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公众在与自身利益密切关联的政策问题上强烈表达关注,呼吁社会公平,并由此而带动出政策批评、政策讨论与政策学习的社会进程。这样的政策过程,也许是中国最有实质意义的社会民主进步了。
从这样的背景来看,新医改方案面向公众征求意见,首先应该看作是政策过程上的积极进步。关系到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政策,应当广泛征求意见。或者更正确地说,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均有权利对影响自身利益的政策表达意见。这本应是常识,无需启蒙。但是,主管部门将政策制定与政策解释作为自己的特权乃至秘密,作为单方面掌握的游戏规则。因此,一个一个问题来,持之以恒地推进面向公众的政策咨询,是我们必须耐心完成的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体制改革环节之一。近年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尝试将越来越多的重大政策和法规拿出来征求公众意见,这其中释放的是积极信号。
然而,也正是从这样的背景来看,新医改方案面向公众征求意见,其具体设计尚有可改善的空间。
其一,征求社会意见的时间限制是一个月,明显太短。医药体制改革,既重要又复杂。中国在公共管理方面常常奉美国的经验和理论为圭臬,孰知美国人都对医改望而却步,可见问题复杂。太大的问题给太短的时间,效果滑稽。好比老师在课堂上讲完云里雾里一节课后,风度十足地问,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吗?一秒钟之后接着说,既然没有问题,现在下课。
其二,与此前有漫长的时间给与相关部委反复讨论相比,这次征求意见的时间也太短,显得不公平。应当说,部门讨论以及专家讨论,都是决策民主。但是,复杂决策中的技术官僚垄断与精英垄断,绝对是民主的大害,也是科学决策的大害。《劳动合同法》颁布生效后来自企业的强烈不满,曾引发广泛疑惑,如此重要的一个利益相关群体,立法过程中有没有让他们充分表达过意见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有科学决策。至少,不可能有大家愿意自觉执行的政策。前面看起来节省的资源,到了后面,全部用于强制执行都还不够。从整个政策过程来看,根本不划算。
然而时间只是一个方面。大问题大范围的社会讨论,千万种角度各异的零散意见,不可能有效地综合成为政策。这就需要有讨论的技术与平台,而这个方面存在的局限可能更大更深层。要真正希望倾听社会公意,第一项技术是提炼出明确的问题,并有清晰的推论逻辑。按照一些专家对新医改方案的评价,其中含有十几个部门利益的复杂协调与折衷。普通公民,怎样有可能对这样的东西给出意见?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接受记者访问说,新医改方案下,有些人可能看病要多掏钱。这是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明确提炼了至少是一个问题,并且有可以明白的推论逻辑。这才是可以讨论和可以表态的问题。简单来说,需要有更多的官员和专家面向公众解释问题,需要有公开平等的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平台,并需要有创新的技术与方式归纳问题。以此才能抗衡和破解部门利益扯皮,政府的政策能力与治理水平才能跃升一个新的台阶。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