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抑郁长路漫漫

检出率低，就诊比率小，依然是我国抑郁症防治工作中的现实困境。专业精神医生队伍数量少，素质低。同时，精神卫生防治网络建设尚十分薄弱，东西部差距较大。

11月19日，上午10点，安定医院一楼门诊大厅内，挤满了前来就诊的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属。挂号窗口显示，当日的抑郁中心副主任王刚和另一位专家门诊挂号已满。

据院方工作人员介绍，抑郁症挂号很难，一般早上7点开始挂号，2个小时之内就挂满，最快的时候一个小时就挂满。原则上每个医生半天接诊量是20人，但常常会加号。

“差不多20年前，我刚开始从事精神科专业时，门诊和住院患者中抑郁症病比例都很少，现在明显多了，可以占到百分之三四十，这跟社会上的宣传有很大关系。自觉自愿就诊比例比以前多很多。”田成华说。

然而，总体看来，检出率低，就诊比率小，依然是我国抑郁症防治工作中的现实困境。

多数情况下，抑郁症状并未引起患者、家属重视。即使明知患病，对于精神病症的传统歧视也使得多数病人对于精神专科医院退避三舍。周东丰教授提供的数据显示，90.1%的抑郁症病人首诊是在非精神科进行的。社会的不接受，使许多抑郁症病人产生“病耻感”，鲜有人愿意向他人公开自己的抑郁症病人身份。一些病人本来可以公费治疗，但是却宁愿自己掏腰包偷偷治疗。

另一个客观现实是，我国专业精神医生队伍数量少，素质低，漏诊误诊情况较多。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郑毅介绍说，2007年资料显示，全国注册精神科医师16383人，平均每10万人拥有1.26个精神科医生，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近70%。大多数地区精神科医师没有经过正规专业培训。

周东丰介绍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研，15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内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为55.6%，而在我国上海，抑郁症的识别率仅为21%。

待遇与投入不足，是精神科医生队伍面临的困境之一。卫生部9月发布的一项调研报告显示，在我国，精神病专科医院整体经济收入仅为综合性医院的1/15至1/10，自我补偿能力有限。

业内人士介绍，在国外，精神科医生是收入较高的医生类别之一，国内却相反，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精神科医生的积极性。

郑毅说，社会上常有误解和歧视，认为精神科很简单。“事实上，精神科医生的要求非常之高，在国外需在普通医生的基础上再接受两三年以上的专业学习和培训，不仅需要具备各种诊断技术，还要具备识别人的思维、意识和情绪以及心理活动中各种问题的能力。”

目前，我国精神卫生防治网络建设尚十分薄弱，且东西部差距较大。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除西藏整体空白外，青海、甘肃和贵州，精神科床位密度都在0.5张/万人以下。

今年2月，卫生部等部门发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2015)》中提出，我国将努力在七年之内，在全国所有的县(市、区)建立精神卫生防治服务网络。并“完善精神卫生专业机构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衔接机制”。

作为亚洲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及相关学科协会主席，郑毅认为“对抑郁症的预防应当从儿童做起。” 在美国，精神科医生中有1/4的人在从事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工作，在我国，专门从事儿童精神疾病工作的不足200人。“我国儿童的精神健康状况如何，目前连一个准确调查数据都没有。全国儿童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对于民族和社会的未来发展都是一件好事，更是一件急事。”

抑郁症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定义的诊断标准为：以心境低落为主，与处境不相称，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甚至发生木僵。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三大主要症状：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和运动抑制。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