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抢劫以得治”是对不“向下”之医疗保障体系的悲情反问，是对医保不平等的无奈，更是被个案化的汹涌民意。

对此，职能部门和制度设计不能无视。

这是中国版“警察与赞美诗”式的悲情——近日，北京顺义法院开审了一起抢劫案，抢劫犯李大伟（化名）的犯罪动机让在场的人都震惊了。李大伟居然是因为自己身患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无钱医治，希望犯罪后进入监狱获得国家免费治疗（《新京报》11月26日） 。

雨果说过：富人凭借寒暑表知道天气冷热，穷人却只能靠皮肤去感知。当农民李大伟需要用犯罪的代价去获取医疗的救济时，我们不难理解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奈。但只要把“农民、再生障碍性贫血、巨额医疗费用、抢劫、国家免费治疗”几个词语串联起来，一切却又顺理成章。对于贫穷、身患重疴却又求生欲望强烈的李大伟来说，“挟抢劫以得治”可能真成了他的“最优选择”。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为得医治而行之的抢劫。中国版“警察与赞美诗”式悲情故事的出现，其实更是当前医疗保障机制缺失、普通公众“医不起”的现实注脚。医疗费用暴涨、药价虚高、其增幅大大超过居民收入增幅，兼之医疗制度保障缺乏，让治病成了现实中大部分公众的“不可承受之痛”。疾病一旦降临，说不定就是“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大病生一场，一年积蓄光”——“犯罪以求活命”的出现其实并不意外。

显然，要想让数目巨大的公众不再叹息“医不起”，以犯罪代价换取医疗机会这样的“黑色幽默”不再出现，就必须用制度的力量为公众的医疗福利兜底，致力于“向下”性的医疗保障机制构建。降低医疗费用是一个涉及到医药生产企业、政府、医院、市场流通体系多方博弈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而要短期内实现其效益最大化，建立能“空降”到每个公民身上的医疗保障体制，无疑是最佳的制度出口。如加大对城镇、农村的医疗卫生投入，改变“缺医药、设备差”的尴尬局面；努力培育基层医疗机构的相关人才；特别是要大力推行城镇医疗保险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制，为大病、突发疾病去除后顾之优。倘若这些“向下”的医疗保障机制都到位了，还会有着“挟抢劫以得治”这样的悲情反问吗？！

这种对“向下”性医疗保障机制的公民渴求已愈来愈强烈。不久前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出台时，就有媒体总结出普通公民对新方案最集中的几点建议：一、要能保证足够的医疗支出；二、要能去除某些群体的特权，实现看病面前人人平等；三、期待能把广大农民群体纳入医保体系，医保能否实现全国流动；四、医改的大方向应是“公益性”。无论是哪一种民意，只要剥离出措词的外像，都不难看到其归纳的内核：医疗保障体制一定要“向下”，要“落地”，要惠及到“每一个公民”。

当医疗保障体制不能给普通公众以制度信心，在生命的唯一性面前，他们铤而走险甚至“奇思异想”实在是太寻常了。从本质上来说，“挟抢劫以得治”是对不“向下”之医疗保障体系的悲情反问，是对医保不平等的无奈，更是被个案化的汹涌民意。对此，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和制度设计不能无视。

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