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有关儿童生理、行为的科研活动由于难以寻得合适的试验儿童，研究人员纷纷选择自己的亲生儿女作为调查对象。

神经科学教授帕万·辛哈给刚出生的儿子头上戴了一个摄像头，随时记录孩子眼里所见的东西。

支持者认为，这节省了研究经费、避免了纠纷。而反对者则怀疑这样做可能影响结果的客观性，伤害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感情，甚至危及儿童健康。

据新华社电 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教授帕万·辛哈刚刚喜得贵子。辛哈说，他对于儿子的出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辛哈“可以研究他，并用他做试验了”。

给儿子戴摄像头

辛哈给儿子头上戴了一个摄像头，随时记录孩子眼里所见的东西。许多科研人员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自己的孩子作为试验对象。同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德布·罗伊在家中各处布下11个摄像头、14个麦克风，记录下他儿子3岁前清醒时间70％的活动，积攒了25万小时的音像资料，以研究人类语言学习的过程。

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神经病学教授阿瑟·托加为研究大脑发育变化，定期对他3个孩子的脑部进行共振扫描。

宾夕法尼亚大学儿童媒体实验室负责人德博拉·林巴克让自己的4名子女参加了媒体对儿童影响的研究试验。范德比尔特医学院的卡马拉塔的全部7名子女则都参与到他的学习与语言障碍研究中。

威胁身体健康？

这些试验项目中许多被认为是无害的，但也有一些可能会存在不可预见的风险。而科研人员纷纷拿亲生骨肉“开刀”并非没有道理。林巴克说：“你需要试验对象，但这很难找到。”

历史上曾有一些著名的试验就是由身为科学家的父母在自己的子女身上做成的，但当时的做法换作现在可能会因有悖伦理而不能实施。

比如约纳斯·索尔克就是在给他的孩子注射脊髓灰质炎疫苗后才成功研制出这种造福人类的疫苗。

托加说，许多非专业人士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给孩子做脑部核磁共振，但托加说，核磁共振并非某些人想象的那般危险。“没人比我更爱我的孩子，我怎么会做伤害他们的事情？”

担心家庭关系

也有人认为，用子女做试验可能影响父母与下一代的关系，更可能损害试验结果的客观性。

费城儿童医院研究公正性中心负责人罗伯特·尼尔森说：“父母的角色是保护孩子。当父母摇身一变成为调查者，那便可能产生潜在的利益冲突，并最终破坏家长与孩子间的关系。”

林巴克对此颇有同感，在向孩子提问的过程中，“我不希望让他们感觉不舒服，好像我是在窥探他们的隐私”。此外，身为父母的研究者在试验过程中总是本能地希望孩子表现良好，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引导试验结果。而一些孩子因为长期参与试验而对试验的“套路”过于熟稔，使结果不能充分反映事实。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