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星戴月的排队百姓、人头攒动的挂号大厅、屡禁不绝的倒号现象……这是人们在知名大医院看病时经常遇到的困扰。

然而如今在天津儿童病专科医院，只要购买一张由一家公司发售的预约卡，即可一个电话挂到中意专家号，还可享受“加塞儿”就诊待遇。

争议随之引发。赞同者认为这种商业化操作模式是便民之举，反对者则直斥这种做法是“号贩子集团化”?

一样患者两种待遇

记者在天津儿童病专科医院发现，这里正在推销价格分别为６８元、１５８元和３６００元但不含正常挂号费的就医“便捷卡”“安心卡”和“贵宾卡”。“便捷卡”可享受各１次知名和非知名专家加急预约服务，“安心卡”可享受４次知名和８次非知名专家预约、１次贵宾休息室等服务，“贵宾卡”则可享受一年内专家预约和贵宾休息室不限次、北京及上海儿童医院专家预约各１次等服务，但仅限１人使用。

在医院内负责售卡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如果购买第一种卡不敢保证你就诊时不排队，但购买后两种卡，能保证你就诊不用排队，最多等一两个人看完即可。”

记者了解到，这些预约卡由爱康国宾集团公司发售。

记者在这家医院二楼见到，这里挤满了焦急排号候诊的孩子和家长，很多家长不得不抱着孩子坐在楼梯上，导诊台上放着厚厚一摞病历，而预约者却可不必如此“遭罪”，导诊人员特意安排部分诊室门口一般２人候诊，预约者可插在他们身后马上就诊，又不容易被其他候诊者注意到。

爱康国宾集团公司专设的贵宾休息室内，沙发、电视一应俱全，十分舒适，“贵宾”患者可在里面输液，与外面的拥挤和嘈杂形成鲜明对比。

记者了解到，爱康国宾集团公司拥有全国最大的就医电子挂号系统，与４００多家医疗机构建立合作网络，可预约主要城市几万名专家门诊号，不仅可为一般交费客户预约挂号，而且还为自有体检等业务的大客户员工提供此项服务。 

解决“挂号难”岂能靠公开叫卖紧缺公共医疗资源

近年来，大医院门诊人数持续上升，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专家号更是“一号难求”。挂号难让一些人嗅到“商机”，不仅有号贩子活跃在大医院高价倒号，而且各种名号的公司也开始纷纷与医院“合作”，推出预约挂号业务，爱康国宾集团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在挂号难的客观现实下，紧缺专家号的商业化操作究竟是破解看病难的便民之举，还是号贩子“集团化”加剧看病难？

爱康国宾集团公司华东区健康事业部主管王苏红表示，公司的预约挂号服务与号贩子行为有本质区别，是便民利民的好措施。目前，公司仅在天津儿童病专科医院就发展了２０００余名预约卡客户，极大节约了客户的挂号和就诊时间，帮助缓解了挂号难和看病难，并能有效遏制号贩子投机行为，更加高效合理配置紧缺资源。她说，公司收费是因为要为此进行网络等预约服务设施的建设。

当被问及这是否会加剧普通百姓排队“挂号难”时，王苏红说：“每个专家每天接诊也就二三十人，即便全留给排队的也不够呀，还不如通过预约方便百姓，有时间的排队，没时间的就花钱买卡预约。”

天津儿童病专科医院院办主任孙新说：“很多求医者从河北、山东等地赶来，知名专家号十分抢手。很多求医者从前一天傍晚就开始在门口排队，有人甚至花高价雇人排队，第二天发号时为争号而打架的事时有发生，经常需要民警过来解决。”通过引入第三方机构推行预约挂号，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医院压力，方便了求医者，医院并没有从中获利。

然而更多人却对这种商业化操作表示质疑。市民吴旭说，公立医院专家号是稀缺优质公共资源，公司每天截流部分号源，是方便了部分求医者，但势必造成排队号源减少和普通百姓挂号“难上加难”，显然有失公平，可以说是把屡禁不绝的号贩子“合法化”“集团化”了。

“更可气的是，花钱预约的求医者就诊还可插队。”市民林小姐说：“普通百姓辛辛苦苦排几个钟头队也未必看得上病，‘挂号公司’客户却可享受‘便捷优先’待遇，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就诊公平性何在？”

解决医患供需矛盾路在何方

有专家认为，公司与医院合作推行有偿“约号”并提供优先就诊，无疑加剧普通百姓看病难，造成稀缺公共医疗资源分配不公。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蔡声霞说，公立医院是国家医疗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长期享受政策、财政、人才倾斜，其医疗资源应属于公共资源，公平性十分重要。如果真想让预约挂号成为便民之举，应在政府加大投入基础上由卫生部门和医院免费提供，而不是引进第三方商业公司推行有偿“约号”，人为安插一道多掏百姓口袋的程序。

实际上，号贩子屡禁不绝，“挂号公司”纷纷出现的背后，是医疗资源供给不足和结构性失衡的深层次矛盾。有关专家指出，《２００８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显示，我国卫生总费用仅占ＧＤＰ４．７％，低于巴西的８．８％、墨西哥的６．５％和土耳其的７．７％，更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其中，政府卫生支出又仅占卫生总费用的３８％，也远低于上述国家水平。同时，医疗资源８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３０％又集中在大医院，存在过分向大医院集中的结构性不均衡问题，加剧了看病难。

“预约挂号商业化，还暴露出近年来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和公平性降低问题。”天津市社科院舆情所副所长陈悦生认为，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公立医院大量经费支出必须靠自我创收，一些公立医院开始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出现公益性淡化、公平性削弱的问题。

蔡声霞说，医疗改革核心应是解决百姓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公立医疗机构应突出公益性，而不是营利性，其中关键还要政府承担更大责任和进行更大投入，而不是让公立医院走市场化道路。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