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纪，一场可怕的瘟疫——黑死病横扫欧州，瘟疫所到之处，食品匮乏，物价飞涨，家庭破裂，政府瓦解，恍如末日将临。在短短五年时间内，至少有2350万欧洲人被瘟疫夺去性命，约占疫前（1346年）欧洲人总数的八分之三。 

而在大洋彼岸的神州大地，虽同遭瘟疫侵袭，损失却末如此惨烈，这主要归功于惠民药局的建立。

惠民药局是地方慈善机构，最早建立于北宋年间，作为国都的开封，商埠繁华，人烟稠密，一幅《清明上河图》，道尽此城市千古风流。若一旦发生瘟疫，不仅数百万人口性命亟亟可危，甚至朝廷政治菁华也可能毁于一旦，令国本动摇，因此救济穷困病者、防止瘟疫蔓延为北宋统治者所重视，他们将药物与烟、酒、茶一起列入国家专卖，设立熟药所，卖药所，负责制造成药和出售中药。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成立“惠民和剂局”，专门制作药品，改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发售官方成药，并在开封城东西南北城墙各设一局，以及在商税院东也有出售熟药处，加上二所制造成药的和剂局，合称七局，构成宋代开封的医疗保障体系。

惠民药局对穷人帮助很大，和剂局根据官方药方严格配置，用料足质足量，严禁偷工减料，若药品囤积过久，超过保质期，要及时毁弃，保证药物功效。而药局出售的药物，由于得到政府巨额补贴，药价低于市价1/3，使民众能买得起，用得起。要是遇到穷人和灾民，干脆分文不收。瘟疫发生时，惠民局派出大夫携带药品，走街串巷，去“其家诊治，给散汤药”，防止疫情蔓延。惠民药局是通宵服务的，日夜都有专职人员值班，要是“夜民间缓急赎药，不即出卖”，按“从杖一百科罪”。高明的医术和严格的管理使惠民药局名声卓著，许多地方大员患病时上书皇帝，要求赴京师惠民药局医治。为能使天下黎民感受皇恩浩荡，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高宗下令在诸州设惠民局，根据统计，惠民局数量在全国达到70余个，初步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医药网络。

尽管惠民药局也有一些问题，如主事官员偷懒成性，熟药常被权势豪门抢购一空，平民购买困难等等，但它对于社会发展和国家稳定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毋须置疑的。正因如此，蒙元入主中原后，虽对异族文化极力排斥，但仍将惠民药局体系予以保留，由于朝廷中有很多色目人，蒙元政权的商业色彩很浓，甚至连惠民药局这一公益性医疗机构也末能幸免。惠民药局开张时，蒙元政府就“给银五百锭为规运之本”，经营放债业务，以利息收入购买药品，救助穷人。利息率通常在1%～3%之间，借贷是风险性较高的商业行为，放贷者必须有商业头脑，了解借贷人资信，才能规避风险，而惠民药局作为公益性医疗机构，却企图依靠商业化运作保持运转，其后果可想而知，根据史料记载，许多惠民药局最终经营不善，官本全失而只好关门大吉。

官府对公益性机构的支持力度，不仅能决定该机构的社会成效，甚至可关系到政权存亡。元末统治者对惠民药局漠不关心，如元文宗一朝投入惠民药局的官本不过为“丝钞9050锭，45万两”，而在其他事业上却大肆铺张，以敬佛为例，元英宗仅建寿安山寺，就给“钞10000000贯，并特设财库”，公共资源投入不足，使得许多百姓患病时无钱医治，只好胡乱自救，最终失去宝贵的生命，更有一些百姓把病愈希望寄托在鬼怪神灵上，成天祷告，给一些有政治野心的人可乘之机。元末农民大起义领袖之一的彭莹玉原本是个僧人，打着“神水治病”的幌子，行走四方，骗取群众信任，最终发动了起义，推翻了蒙元王朝。

公益性机构的设立与普及，必须倚仗于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支持，方能成为有源之水，有土之木，若走一味走商业化道路，盲目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不仅能使事业毁亡殆尽，更可能使社会动乱，民族衰亡。　　

来源：公益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