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药的积极作用在于，它让患者看到了以一种可以承受的廉价方式，获得生命延续的希望。

无国界医生“病者有其药”项目发言人孟甘妮向本报记者介绍说，相比专利药，仿制药的价格更容易负担，更重要的是，仿制药带来的竞争，冲破了专利药的价格垄断。

“在印度仿制的艾滋病专利药品2001年进入市场之前，病人使用跨国制药公司第一线的艾滋病专利药物，每年大约要花费10439美元。引入仿制药竞争后，这些享有药物专利权的公司也将药物价格调到了现在的一年费用只需347美元。”

“中国新专利法中第50条规定，中国可以在某种公共紧急状态下，对专利药品进行强制仿制。”9月10日，无国界医生“病者有其药”项目中国员工陈又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但这一法律自2008年生效以来，没有启用过，只是停留在纸上。”

山东豪才律师事务所李建成律师也注意到这条“沉睡”的第50条。李建成表示，强制许可制度是专利法中最具特色的。根据2007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批准的“修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议定书”，容许采取措施保障公众健康，我国可在国内因艾滋病、疟疾、肺结核和其他流行性疾病发生导致公共健康危机时，无需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专利强制许可，生产使用销售有关治疗上述疾病的专利药品。

李建成认为，强制许可的前提应解释为出现关系到公共健康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比如流行性、传染性疾病。“至于白血病，应该不符合强制许可的范畴。”

现在，无国界医生“病者有其药”项目正在开展的一件工作，正是推动治疗重大疾病药品的强制许可。

“目前我们正在极力倡导推动替诺福韦的强制许可。”陈又丁告诉记者，替诺福韦在国内被列为免费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二线药物，用药价格是每人每月33美元。目前，我国有11万人用药，一年需花费近3亿元人民币。到“十二五”规划末期，要治疗20万艾滋病人，希望国家可以对这个药进行强制仿制，让更多人用到便宜药。

新专利法规定，中国可在国内因艾滋病、疟疾、肺结核和其他流行性疾病发生导致公共健康危机时，无需经专利权人许可，对专利药品实行强制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