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人们以“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描述当时的盛况，但那时的人们并不能确定知道高考这样的制度可以将他们引向何处。1977年冬日开始，无数从农村、工厂、部队一路风尘而来的年轻人，怀揣着难得的名额、忐忑的梦想和奋发的意气，经历了彼时最具变革意义的挑战，历史成就了不同寻常的77级、78级、79级。  

30年后，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当今社会的中流砥柱，无数如今蜚声业内的医药企业家都曾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走进考场的莘莘学子。他们确定：他们的人生是因那场考试而由此改变。 

30年前，中国医药产业处于起步状态，外资药企、民营药企还未见踪迹，未来的医药商人除了在手工作坊式的药厂里积蓄经验，只有高考一条路径可以通往不同的人生轨迹。30年后，他们见证了中国医药产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变的整个过程，但谈起当年的高考经历，他们依然感慨万千，他们对自身的群体有着较强的归属感，也大都有着挥之不去的“高考情结”。 

求知欲“集体爆发” 

1977年，除了少数地方性的中医学院，全国统招的正规药科大学就是南药（中国药科大学）和北药（沈阳药科大学）；北药在校生700人，南药在校生800人，当时的南药一共就只有化学制药和药物制剂两个专业、5个班。一个同一的现象是这一届大学生基本上可以用“老中青三结合”来形容，相互之间年龄差别很大，几乎是两代人。对他们来说，与年龄的差异相同的是文化水平的参差不齐，以及必须面对的英语、医学基础、物理、化学等从未学过的艰深的课程。 

即使是在艰苦的年代，艰苦的条件，艰苦的学习，但或许正是因为知识曾经严重地匮乏，他们对于知识的渴求有了一股报复性的反弹，使他们树立起了一种令人敬畏的“务实态度”，对学习充满了强烈的欲望。从此，曾经被践踏的知识重新被重视，曾经被偏离的求知之心重新被引领。 

“每到晚上自习时间，教室、图书馆总是爆满，很多同学每天傍晚6点来钟刚吃完晚饭就去抢占座位。图书馆、自习室晚上9点30分关门后，大家就回到教室继续学习。深夜11点是学校规定的熄灯时间，管理员逐间宿舍巡查，监督学生休息，即便这样，仍有同学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复习功课。”一位当年的毕业生这样描述医药学院里的状况。 

商人意识觉醒 

也是在1977年，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名义撰写的科研论文首次发表，向世界公布青蒿素类抗疟药研究成果。这是中国医药产业在那个年代鲜少的亮色，但那时候，中国医药行业还缺少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医药企业。 

传统的四大家族扮演的仍旧是计划经济中统购统销的生产角色，诸多中药老字号在许多运动过后已经破败不堪，众多之后声名鹊起的大型医药企业集团仍在草创萌芽阶段，医药企业在模模糊糊的状态中开始摸索市场的轮廓，而医药企业家们开始找回若即若离的商业意识。 

据不完全统计，以南药77级化学制药专业一班毕业生的30人中，有一半目前在医药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或选择了自行创业。这几届的毕业生当时还是国家分配，各个岗位都紧缺人才，各个医药学的专业都是不愁没有工作岗位的，但是毕业后的状况也许是他们意料之外的。 

1983年，刚从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专业毕业的白礼西被分配到涪陵药厂当技术员。“一到厂子便傻眼了——这家仅靠国家投资7万元办起来的国营中药厂更像一个手工作坊：厂房是水泥板和杂木架搭建的，两台人力汽轮车，几十个工人……一切都显得格外陈旧而简陋。” 

至上世纪80年代中晚期，这一新兴群体迅速壮大，成为中坚力量，他们开始纷纷扔掉一直沿袭的国有药企的生存方式，或者在企业内部改制创新，或者做起了买卖、医药代理、新药研发等等。前者利用自身企业的优势，聚集品种的优势、当地政府的支持、市场空间的发掘等等各方面的因素，迅速夯实了企业发展的基石；后者或许原先是没有什么优势的，政策、资金等好处几乎都跟他们不沾边，但是医药产业的对外开放与发展使得新生事物十分容易拥有竞争力，寻找到生存的空间。

他们在医药产业的急剧勃兴中功成名就，崛起的手段或者千奇百怪，30年后这一群体的个人际遇或者也各有不同，但是在中国医药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漫长时期，他们的经营手段和战略思路表现出不同的特性，标识着中国医药商业基础和商业氛围的夯实，和商人群体的真正形成。这个商业群体来自于中国的一个中间阶层，相对于更强势力的阶层，他们是弱势的；相对于白手起家的农民群体，他们又是强势的。 

医药企业在模模糊糊的状态中开始摸索市场的轮廓，而医药企业家们开始找回若即若离的商业意识。 

                                               来源：医药经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