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贞朝幸存下来了，但负债累累。他花费了大哥二十多万元，中山三院垫付237万多元医疗费。当阿虹回到万宁时，她只能借住在任贞朝二哥家里：床垫铺在地上，一条旧沙发，衣物放在塑料衣柜里。

阿虹拿出两张小彩照，相片里的任贞朝苍白、消瘦，但笑容灿烂。这是去年中秋后的一个晴天，他们在一家商场拍下的。他们还去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准备接收赔偿金。

不料去年12月中旬，任贞朝开始持续低烧。

他似乎有了某种预感，频繁催促阿虹到法院问：“案子什么时候能判？”阿虹去了4趟法院，又打了4次电话给主审法官。“法官说快了快了，后来问急了又说，还要向中院汇报，至少还要1年时间。”阿虹回忆。“我怕撑不下去了。”任贞朝对阿虹说。

一语成谶。

任贞朝病危时，他的代理律师陈北元正在北京筹办“药品质量侵权案件法律研讨会”。近两年频发“亮菌甲素”、“欣弗”、“甲氨蝶呤”等假劣药案，均波及十多个省市。

陈北元同样是“亮菌甲素”、“甲氨蝶呤”部分受害者的代理律师。他和受害者一样陷入了漫长的维权困境。“我也没有办法了。”他每天都接到阿虹的报急电话，但无可奈何。

在代理任贞朝他们的案时，陈北元原拟以集团诉讼的方式在广州中院立案，法院不予受理。他只能以个案形式在区法院立案。任贞朝去世再度形成舆论压力后，区法院开始对媒体称，这些案件具有相同性，要以系列案件集中审理。

遗体运回家乡海南万宁市之后，任贞朝的灵堂设在租借的“家”里——治病期间，任贞朝将自建的二层楼房抵押了46000元救急。原想着去年能赎回来，但这已成为永不能实现的愿望。

来源： 南方报业网—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