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人均GDP中国约为2400美元，日本约为34000美元，相差14倍左右。以此为基数，比较上述数字：日常消费中日相差6倍~7倍，看病总费用相差3倍多，其中自己承担部分相差两倍。药费相差约1.5倍，只不过是倒过来。从该个例比较发现，中日两国的物价差距没有收入差距大；从绝对值看，在中国看病不如日本贵；但从相对值看，中国看病贵，突出体现在药费上，其次是自己承担部分。

钟南山代表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从绝对值来说，中国看病费用并不贵。比如，看一次感冒，在香港需要3000港币，我们只需要300元人民币。两者的不同在于，香港人看感冒只需自付很少一部分，我们则主要需自己负担。香港的人均收入远高于我们，此消彼长，我们当然觉得贵了。”

钟南山代表认为，我国的卫生基本公共服务也不均衡。前几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一篇文章说，一个1000人的社区，有750个人会得各种病，其中500个可以自己吃药解决，剩下的250人需要到社区去看，还有9个人得去大医院解决，只有1个人需要专家“搞定”。而我们现在是“倒三角”，大部分病人挤在大医院，感冒发烧也要看专家，这样看病肯定难、肯定贵。

卫生部部长陈竺委员在政协分组讨论时表示，目前我国卫生事业各项指标虽然不错，但在每一个不错的平均值后面都隐藏着一些不幸的群体。“我们的人均卫生支出虽然不低，但是差距很大，其中有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体。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应是促进公平。”

医改不应局限于解决看病贵

“医改的目的不应局限为解决看病贵，政府必须提高认识。”钟南山代表说，教育是培养有知识的人，医疗卫生是造就健康的人，而不仅仅是给老百姓治病。应从大卫生角度理解医改。换句话说，政府必须认识到，搞好医疗卫生和搞好教育一样，是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不仅仅是一个解决社会矛盾，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减震器”。政府领导只有将医疗卫生工作提高到造就一个健康民族的高度，才能真正搞好医改。

在结构体制层面，钟南山代表建议，建立统一高效的体制。即将推行的大部制改革已经走出第一步。在经济层面，应安排更多的财政资金重点投向城镇农村基层卫生机构。

在人才方面，关键是培养一批“下得去，用得上，养得起，干得好”的基层医务骨干，在基层建立可供年轻医务人员发展的平台。待遇问题不能靠市场机制来解决。“目前基层医务人员的待遇只有大医院的1/3~1/5，在发达国家基层待遇有时比大医院还高。解决基层医务人员的基本待遇问题是卫生公益性的体现。”另外，医学生的培养内容还应该多关注大卫生和预防，不要只培养大医院的接班人。

“政府工作报告对教育的叙述是‘我们在实现教育公平上迈出重大步伐’。”钟南山代表说，“我希望，经过三四年，再听总理报告时，会出现‘我们在实现医疗卫生服务公平上迈出重大步伐’！”

来源：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