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在历史上大部分资产都是由政府直接投入的，土地、建筑、设备等没有核算其成本及折旧，自然也就无法计算医院的实际利润。一位院长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医院明年准备造一幢新大楼，但医院的利润不够，还需要有国家投入。带有更多社会保障性质的医院，似乎不被看成一个经济实体。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失去药价加成带来的巨大现金流也令公立医院担心。

医院、患者、政府三方博弈

取消15%的药品价格加成，更深层次的信息是政府将更多地参与到医疗服务的结构中来。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彭明强向记者分析，医院收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药品(包括耗材等)收入、诊疗服务收入、政府补贴。一旦削减药品价格加成，只有靠提高诊疗收入或者政府补贴，才能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

提高医疗服务的价格正是目前广东的试点方案之一，但这一方式可能面临更大的道德风险。

医疗服务价格低已经成为业界诟病最多的问题之一。记者了解到，上海三甲医院一般门诊挂号，医生从中的提成仅为1元。曾有学者对426例肝癌病人的手术费用做过统计，结果显示手术费仅占8.31%，而药费占到38.28%。医疗服务的技术和风险价值得不到体现。

患者传统观念中对医院“公益性”的认识是阻碍这种价值体现的原因。或许正鉴于此，广东将开展的此类试点主要选择了一些规模较小的二级医院。这类医院医疗服务项目较少，更容易控制。

政府补贴可能是取消药价加成后最现实的选择。然而业内人士分析，补贴的实现方式很难把握。如果实行医改方案中提出的“医药收支分开管理”，医院收入和政府的补贴支出挂钩，医院开药多，政府补贴就多，那又将是药价加成的变相回归。

还有对公立医院来说更“糟糕”的可能：大医院上缴政府的收入被更多地投入到基层医疗中去，其收支将更加不平衡，成为被“掏空”的对象。尽管只是一种假设，但很多业内人士认为现行医改的大方向保障的是基本医疗服务，“拆东墙补西墙”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耿仁文表示对于取消药价加成的担心：“取消药价加成固然能够减少医院因药品产生的趋利行为，但无法控制其它方面隐性的加价。可能会对患者所负担的费用结构产生变化，但最终能否带来实惠，还不能下结论。”

在这样的环境下，公立医院更多选择转向内部挖潜。南方医院2006年开始引入了企业精益管理理念，减少服务流程中的浪费。耿仁文坦言：“现在我们是薄利多销，靠增加服务量提升效益。但这种增加也有限度，否则医疗服务质量会受到影响。”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