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关宝英从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处长任上退休。

与大多数安享天年的“老干部”不同，55岁的她选择了更富挑战性的职业——领导一家非政府组织(NGO)，继续艾滋病的防治。

从参与处理国内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开始，关宝英与这种敏感的绝症打了23年交道。

其间，这位被HIV感染者称为“关妈”的女性，直面多次挑战与选择。

年过花甲的关宝英身材高挑，衣着考究。一头大波浪卷的披肩发和淡淡的口红，在同龄人中并不多见。

“我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用发卷做头发，然后才开始洗漱。”她说，“这样，不仅能给别人一个好印象，也会让自己感到更自信。”

家境的富足让关宝英在生活中没有太多烦恼。虽然青春不再，但她还是和年轻人一样，喜欢逛街，定期美容。约人谈事时，也爱把地点选在咖啡厅，要上一壶价格不菲的普洱茶。

但当谈到中国艾滋病患者的现状时，这位平日里一脸笑容的退休官员，便忧虑加自责地说，“我们失去了最佳的控制时机”。

从1985年参与处理国内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开始，关宝英已经和这种绝症打了23年交道。HIV感染者们亲切地称她为“关妈”；西方媒体称，“中国阻止艾滋病，需要来自关宝英这类人士的努力”。

第一次接触患者：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惧

1975年，在结束7年插队生活后，23岁的关宝英回到北京，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医学院学习。

但毕业时，她被分配到北京市卫生防疫站，从事疾病预防工作。一年半后，又借调到市卫生局负责筹备组建防疫处，直到正式调入。

这一去就是26年，直至退休。

这让她有机会接触艾滋病。1987年，北京市成立了首个性病防治专业机构——皮肤病防治研究中心，关宝英负责分管性病艾滋病工作。不久，她接触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触动太大了！那是1990年，佑安医院收治了一名援非(洲)的医务人员，被确诊为艾滋病。我去病房看过一次，就跟国外宣传画上的一样，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仿佛一个大骷髅。”

尽管作为医务人员，关宝英清楚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她仍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惧。回家后，把全身上下的衣服脱在门外清洗后，才进家门。这在当时并不奇怪。佑安医院在这名患者死后，将他病房内的所有物件全部焚毁，床、板凳、桌子、被褥??连他交费时给的美元，也放在微波炉里烤了又烤。

1995年的一次考察，让关宝英对艾滋病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考察的目的地是大洋彼岸、最早发现艾滋病的美国。

“在那儿，艾滋病患者并不像国内隔离治疗，而是与其他普通病人混住在一起。一些社会工作者还自发地帮助感染者争取合法的权益，比如救济、医治、工作等。”

在半个月的考察过程中，给关宝英印象最深的是一幅挂在一个艾滋病患者床头的照片。照片上这位患者与一名好莱坞当红影星相拥而笑。看完，关宝英觉得很惭愧。

回国后，关宝英改变以往站得老远和感染者交谈的工作方式，试着与对方握手。第一次握手，没想到对方的反应比她还强烈。

也正是这个简单的举动，让关宝英开始走近他们。之前，她去病房了解情况，他们甚至不愿让她看见自己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