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东墙补西墙”不是根本

重庆陪都药业总经理唐良平：

“拆东墙补西墙”不是根本

“禁止医院加价而选择增加药事服务费和诊疗费等途径补偿医院损失，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重庆陪都药业总经理唐良平直言不讳地表明看法。

他说，从表面上来看，药品由医院卖给患者增加的价格是7%~15%，而实际上，医药公司、销售代表、医护人员，太多的环节导致药品落到患者手中时远远超过原价值的15%，“具体加了多少还需要有关部门详细调查。”

他说，要想药品价格真正降低，必须在国家基本药物筛定和医疗药物确定上下工夫，从制度和程序上改变由某些部门某些人定药的格局，采用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提高药品入局的多元性、选择性，“才能真正让患者买到质优价廉的药品。”

他还说，国家还要在药品核价上下工夫，从源头控制药价。

扩大医疗救助基金救助范围

市政协委员、垫江卫生局副局长苏灿：

扩大医疗救助基金救助范围

“当前正是因为财政投入不足，才导致了医院以药养医的现象。”市政协委员、垫江县卫生局副局长苏灿说，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取消医院药品加价将是一个趋势也是一个不远的目标。

苏灿认为，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最现实的做法是扩充民政系统的医疗救助基金，通过政府投入或是发动捐款，让基金充实。在此基层上，将基金救助的范围从困难群体扩大到普通老百姓，同时提高基金支付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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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患血友病 自己肝硬化

幸福家庭因病变贫穷

昨上午，记者来到渝中区两路口新都巷12号李国祥的家——31平方米的小屋子，拥挤不堪的客厅里，除了一张陈旧的沙发和用于吃饭的简易茶几外，摆着一张大木床，以及一张供儿子做作业的小抽屉桌。弥漫着浓烈中药味的简陋厨房里，只有一盘咸菜、一盘土豆丝。最显眼的是，客厅里的抽屉和床头上，摆满了各式各样药盒和药瓶。

李国祥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年轻时是一名技术精湛的车钳工，夫妇俩靠打工收入不菲，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们父子生病，让我们的家庭陷入悲惨境地。”李国祥回忆，1996年，儿子一出生就查出患血友病。由于病情十分严重，1到10岁时，几乎每年都要到医院住院五六次，每次医药费少则一两千，多则上万元，不但用光夫妇俩的储蓄，还四处举债。1998年底，李国祥被诊断为肝硬化，一个家庭顶梁柱倒下，切断最强大的经济来源。

李国祥说，现在家中经济来源除了600元低保外，就是妻子打零工挣的七八百元，家庭月收入不超过1400元，而每月药费就高达1100元，一家人的生活只剩下300元。“娃儿正在长身体，除了他每隔几天可以吃上肉外，我们大人基本上一个月都很难吃回肉。”

30岁男子患上“恐病症”

住一回院用光两月收入

30岁男子患上“恐病症”

“不怕苦，不怕累，就怕家里人生病。”这是个体户周红的深切感受。

家住渝中区大坪九坑子路的周红今年30岁，和妻子经营一家小餐馆。女儿刚满一岁，母亲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常年服药。“可能我们辛辛苦苦挣两个月，女儿生一次病就用得精光。”周红告诉记者，去年5月，女儿半夜发高烧送进医院，住院10多天花去5000多元，是夫妇俩两个月的收入。随后不到一个月，母亲因高血压昏倒，又送进医院抢救，花去3000多元。为此，夫妇俩还向朋友借了几千元。周红称，女儿体质较差，几乎每个月要进几次医院，一个月下来，他们的口袋总是空空的。

周红说，他现在有一种怕接家里人电话的恐惧心理，一看到家里打来的电话，第一反应就是有人生病了。

来源：重庆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