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国药市规模将达7556亿元，创新药市场份额不足30%，而在发达国家专利药则占市值50%以上

中国医药(18.19,-0.22,-1.20%)产业“大而不强”已成为业界共识。

长期以来，中国医药产业受到外资企业的大举进逼，国产药品市场份额不断缩小。以占据中国药品市场份额前列的高血压药为例，《人民日报》去年11月的报道指出，2005年~2007年，占领医院市场份额前10名的厂家中，有8家为外资企业。2007年，这8家外企占高血压药医院销售额的60%。

《新闻晨报》10月26日的报道指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发布的《制药企业质量体系调研项目》报告显示，在中国大陆市场，美国药企所占份额达到64%；国内位列前十的药企加起来，占整个市场份额不足5%。

有专家指出，中国医药产业竞争力不强的主要原因，是研发费用少、缺少创新药物、难以引领医药市场。

我国药品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专利药，即在全球最先提出申请，并获得专利保护的药品，一般有20年的保护期，其他企业不得仿制；第二类是原研药，即过了专利期的、由原生产商生产的药品；第三类是仿制药，即专利药过了保护期，其他企业均可仿制。

《制药企业质量体系调研项目》报告还显示，我国医药产业以仿制药为主，创新药的市场份额不足30%。平均每一个过期专利就有上百家企业仿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达国家，专利药品的市值一般占整个药品市场的50%以上。但据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统计，97%以上的国产药为仿制药，外资及合资医药企业基本占据了专利药、原研药市场。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是我国制药企业的一大软肋。

去年9月，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对外公布的《中国医药产业60年发展报告》指出，当前我国医药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产业快速发展严重不适应。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体系建设不够健全，创新投入严重不足。我国医药企业目前投入科技开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重仅为1%左右。

广东省科技厅厅长李兴华认为，新药研制速度慢，与基础研究薄弱有关，更与科研体制落后相关。他列举了现在新药研发的“四方之困”：企业自己研发，缺乏财力、资源支持，很难做；高校考评“指挥棒”主要是以发表学术论文数量论英雄，而非搞产品；研究机构之间合作，存在成果的知识产权问题，戒心重重；政府干着急，但没有好方法，瞎指挥，效果差。

据悉，一款新药从立项、临床报批到进入市场，需要几年时间，被市场认可和产生效益的过程更漫长，而且结果不可控。药企一旦投资失败，就意味着损失几百万元甚至上亿元。对于我国数量庞大的中小药企而言，生存是首先考虑的要素，因此许多药企不愿在新药研发创新上进行投入。

我国对医药产业的创新激励力度也不够。国际经验表明，政府的激励政策对引导制药行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自2002年起，日本政府对创新药品的加价比例从40%升至2008年的70%~120%。同期，日本排名前十位的制药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也由销售额的13.8%提高到20.9%。

此外，专家指出，我国医药产业缺乏统一完整的产业政策，医药产品招标制度尚存隐患。如今，已有相当部分医药产品产能过剩，医药市场出现结构性供大于求的情况，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医药项目重新抬头，甚至可能造成新一轮膨胀。

“破局之路在于‘科研服务化’。”李兴华指出，我们应把分散的研发链连接起来，打造研发服务网络。比如研发新药品时，需要药理、药效、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等环节，而现在这些环节可能分散在企业、高校和研究所，我们要有一个公共服务平台将其整合起来，体现最大效益，优化“研发生态”。

近年来，中国医药产业一直保持强势增长。10月2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发布的预测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药品市场规模将达7556亿元，同比增长22%。该所所长林建宁表示，未来十年，中国药品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为20%，到2019年市场规模将达40188亿元，成为国际上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之一。

《中国经营报》去年9月26日曾报道，研究机构IMS预测，到2020年左右，中国医药市场有望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急需提高新药研发能力。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医药创新研发和产业化技术平台的扶持力度，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已初步形成。“新医改”和“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巨额投入，也为新药研发提供了资金支持。

去年10月正式实施的“新专利法”提出，只有“绝对新颖”的产品才能获得专利，这给企业的研发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家指出，这将促使药企专注于创新，有助于提高创新型药企的研发实力。

此外，有专家说，我国要成为真正的医药产业强国，还要积极制定有利于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税收激励、资金支持、政府采购等政策，加大对医药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同时，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有创新能力的医药企业集聚，使新药能优先进入国家及地方医保目录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建立企业、政府和社会共同分担的市场风险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