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医学专家，看病不问诊，埋头开“大处方”，甚至自己给患者备好拿药的塑料袋；另一位医学专家兼院领导，违反本院宣传橱窗里介绍的医学常识，频繁给患者开检查单，患者难以承受拒绝频繁检查后，“指标”立马出“问题”，橱窗里的宣传材料也被莫名其妙地更换，到其它大医院检查却发现指标正常……看到本期读者来信披露的就医亲历，我不仅感到震惊，而且感到心痛，真不知在医院这一救死扶伤的圣洁之地，还有多少令人拍案惊奇、痛心疾首的事情发生。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许多医生包括一些医学专家，成了开“大处方”的机器，甚至充当过度医疗的操纵者？

医学是干什么用的？简言之是救死扶伤，医治病痛，维护、促进生命健康的。人作为一种生命体，抗拒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在生老病死中，人唯一可以有所作为的就是治病。而治病救人这一神圣使命是由医生、护士等医务人员来承担的。正所谓“医者仁术”。难怪我国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作为医学生誓言的开头语。的确，因职务而可直接对人的健康、生命的掌控，无人可与医生比肩。

治病治病，顾名思义有病才治，且应对症下药。可目前我国的医疗市场日益突显之怪现状是：小病大治，大病贵治，无病哪怕制造疾病也要治。没完没了的检查，越开越贵的药方，泛滥成灾的抗生素使用，操控无度的输液与住院及手术治疗，使医院更像药品与医疗器械的大卖场，医生则成了医药产品的推销员，医患关系也从原来的共同体变成了“对抗体”，你受益我吃亏，你得意我难受。

医学、医疗的目标从治病救人向治病（查病甚至造病）赚钱的角色转变，需要拯救、治疗、帮助的患者成了牟利的工具，医生与患者的交流越来越少，给患者开药、开化验单越来越多，医疗仪器代替医生成了医疗市场的“主角”，这种异化带给患者、带给医务工作者、带给社会的又是什么？患者的医疗负担日益沉重难以承受，医疗领域的贪腐之风愈演愈烈，社保资源的浪费越来越大，国民健康问题越来越多。仅以抗生素的滥用为例，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人均年消费抗生素138克左右，而美国仅为13克。

2006―2007年度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结果显示，全国医院抗菌药物年使用率高达74%，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如此大规模地使用抗生素，在美英等发达国家，这一比率仅为22%―25%。我国的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高达70%，其中外科患者几乎人人都用抗生素，比例高达97%。约80%以上属于滥用抗生素，每年有8万人因此死亡。一群家长守着那些脑门上扎针输液的孩子们几乎成为我国儿童医院或儿科门诊的独特景观。

看病贵只不过是表象，它折射出的是现行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当医生最关注的不是患者的病患而是“公费还是自费”、“带了多少钱”，当医学专家专注的不是如何用自己医术治病救人而是如何多开“大处方”赚回扣，医学也就丧失了其“仁术”的核心而沦落为“钱术”了。

所以，医疗改革势在必行。如何保证基本医疗的公益性及医疗卫生保障机制的普惠性，如何重塑医院的圣洁及医生的尊严，如何维护患者的尊严与权益，如何让百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是医改的制度设计者和执行者必须细致考虑、审慎解决的问题。因为，医学的直接对象是生命与健康，而生命只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