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新发现17种职业病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全省职工2000多万人,其中接触有毒有害因素职工540多万人。电子、轻工、机械、化工、冶金、建材、陶瓷等行业的粉尘、噪声、高温、化学品、放射线危害问题成为防治重点
制作皮鞋“苯中毒”引发白血病、珠宝加工不戴口罩导致“矽肺”、五金电镀工使用有机溶剂引发“药疹性皮炎”死亡……这些“杀人不见血”的职业病悲剧,伴随着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而急剧增多。
在业内人士眼里,职业病有“白伤”之称。这“白”是相对于安全事故的“红”而言,而“白伤”的痛苦和危害常常比“红伤”更刺人。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院长黄汉林说,职业病具有隐匿性、迟发性等特点,其危害往往被忽视。所以,卫生部部长陈竺形象地称职业病是“没有挤破的脓包”,“肯定会暴露出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工人经常不可避免要接触到职业性有害因素,很容易引起职业病。”黄汉林举例说,开矿、陶瓷加工会因长期接触矽粉尘而得矽肺病;冶炼、生产铅制品的人容易铅中毒;和油漆、制鞋打交道的人易得苯中毒。一旦发病就很难治愈。
据广东省卫生厅披露,当前广东职业病防治形势严峻,职业病高发的态势未能得到有效遏制。2000年来,全省每年新发职业病病例均超过400例,其中尘肺病和隐性中毒病例相当突出。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全省职工2000多万人,其中接触有毒有害因素职工540多万人。电子、轻工、机械、化工、冶金、建材、陶瓷等行业的粉尘、噪声、高温、化学品、放射线危害问题成为防治重点。
黄汉林说,上世纪60年代初,广东职业病主要是稻田皮炎,70年代是有机磷农药中毒。80年代到90年代广东的职业病以尘肺病为主,90年代后是尘肺病与中毒平分秋色。“从去年、今年来看,变成了尘肺、中毒、噪音及振动引起的职业病三足鼎立。”
从1998年以来,广东新发现了17种职业病。省职业病防治院采取现场、毒理、临床相结合模式,新发现了正己烷、五氧化二钒、二氯乙烷、氟苯酚、三氯甲烷、醋酸乙烯酯、三氯乙烯、有机锡、磷酸三甲苯酯、二甲基甲酰胺、砷化氢、乙硫醇中毒等17种,其中9种在国内首次发现。
“这17种中有两种是今年新发现的职业病,包括铬鼻病和职业性甲醇中毒。”黄汉林说,像铬鼻病已经收治五六例病例了。金属铬对鼻子的腐蚀造成了鼻子糜烂,长期可造成毁容。而职业性甲醇中毒,“以前多是因为老百姓喝了假酒,现在则是炼油厂等化工企业的工人吸入浓度很高的甲醇造成中毒。”
如今新的产业潜伏着新的职业病危害。但是一种新发生的职业病从受害者出现到列入国家的职业病名单走的路程相当漫长。黄汉林称,1988年广东就发现正己烷病例,但是正己烷的国家标准到了2002年才制订出来,三氯乙烯职业病病例也是80年代发现,到2007年标准才出炉。标准出炉后,该种类职业病病人才有了明确诊断的依据。
鉴定难,病在多头管理
职业病诊断难,“病在管理体制”。简单来说,现在监管部门多头管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很容易就出漏洞、扯皮
一年前,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在被法定鉴定机关鉴定为肺结核后,采用“开胸验肺”的方式,证明自己的确患有职业病,并最终在舆论的强力支持下得到60万元赔偿。今年“两会”上,“开胸验肺”问题曾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相关部门也作出了承诺……这似乎意味着职业病鉴定的困局解决有望。
但事实上,悲剧还在延续。今年6月1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一个故事:在广东打工的唐建友突患急性白血病,因为长期从事喷漆工作,唐建友认为自己得的是职业病,但由于工作单位拒绝出具劳动合同原件,没法做职业病鉴定。在央视播出节目前一天,唐建友病发身亡,至死都没等来那纸鉴定。
由此,很多人指责“鉴定难”是因为《职业病防治法》有漏洞:劳动者要提交与企业的劳动合同、劳动者的健康监护档案等。而职业病往往是在离职后一段时间发生的,这时候再去找企业开证明,岂不是要企业“自证其罪”?
“这是一种误解。”作为职业病防治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黄汉林很想澄清:之所以作出这条规定,是因为职业病不仅是一种疾病,还要查明病因。如果不能证明与企业有劳动关系、有接触职业危害的历史,那怎么能说是“职业病”呢?“劳动合同不是硬性要求。其实在工厂的工牌、社保卡,甚至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几个工友的证明都可以。关键在于能证明工人与企业的劳动关系。”
他觉得,职业病诊断难,“病在管理体制”。简单来说,现在监管部门多头管理,就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很容易就出漏洞、扯皮。
过去,职业病防治由卫生部门管,职业病防治院提供技术、治疗,还曾有监督权。但2003年中央编办下文,把卫生部承担的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和事故处理职责划到安监局。但安监系统既没有职业病防治管理人员,也缺乏技术队伍的支撑,所以很难接管。有的省虽下发了职能调整的文件,但卫生部门的监管职能交不出。
南方日报记者了解到,这7年来广东的监管职能也在摇摆,曾经划给安监,后来又给回卫生,但去年又给回安监。这种荡秋千式地来回折腾,导致管理空当。而职业病防治机构也在上面的摇摆中,失去了现场调查取证的监督权,只负责技术鉴定。
“以前我们每一例都是去现场取证,效率很高。”黄汉林说,1998年有一个江西女工回家后查出重度再生障碍性贫血,她看到报纸,怀疑自己是在东莞打工刷胶水时得病,于是给黄汉林写信。“我那天午饭前接到信,下午一上班就带队去东莞那家工厂调查。很快就查明,确是正己烷中毒。为女工讨回公道,还让工厂整改,保护了一批工人。”
但现在,生产场所的监督权在安监部门,职防专家基本不到现场调查取证了,只能依靠当地的卫生监督等部门去调取工厂的资料,作为鉴定的依据。这样三转四转,效率很低,鉴定自然难了。
专家们呼吁,要理顺监管体制。“职业病防治应该是一条完整的链条,一竿子插到底,不应该多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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