聘律师，不越法律雷池

从律师那里，医闹公司得知哪些事违法，哪些事属于擦边球。

几乎每家医院都受到过医闹的威胁和骚扰。一名在医院医务处工作了10年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职业医闹”在武汉已经有五六年时间，他们是公司化运作，每个片区的医院相当于一个“班子”，办事的人和策划的人就是一个班子，共同向老板负责。

而职业医闹采取的手段也很多，“一哭二闹三上吊”不说，一个电话，医闹便可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召来十几个人，并准备好花圈、横幅、灵堂等多种道具。此外，他们除了闹之外，还对医院领导进行人身威胁，他们熟知医院领导的家庭住址、家庭情况和每天出入的地方，在领导上班的路上进行威胁。

除了对院方，医闹对家属做工作也很有办法。一名曾经请过“医闹”的家属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医闹首先是吹得天花乱坠，说他们一定能解决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说都是为我们好，但一旦赔偿到手，他们就变了脸往多里要，还曾恐吓我们说他们有办法闹也有办法骚扰家属，只好多赔了他们几千块。”

他们甚至专门聘请了律师，从律师那里，医闹公司得知哪些事违法会被抓，哪些事属于擦边球。

院长们深恶痛绝

张家港的一家医院曾被医闹利用，造成万人堵医院门的局面。

上周五，武汉医院协会医院自律维权委员会召开年度工作会议，武汉市儿童医院负责人缺席。“被医闹闹得脱不开身。”医院协会负责人说明了情况。随后，湖北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胡仁崇代表众多院长们专门讲了医闹。

“有一次，我们看到一家医院院长被医闹打得鼻青脸肿进了医院，200多人冲进医院打砸，大家都觉得失望透了。院长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谁还敢为医？”胡仁崇说，这几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职业医闹，且造成的后果都相当严重，张家港的一家医院曾被医闹利用，造成万人堵医院门的局面，医闹的出现已经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

武汉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孙昌林指出，“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成了目前解决医疗纠纷的一句流行语，所以医闹成了很多患者的选择，一个有需求，一个愿意提供服务，很自然就有了市场。

孙昌林介绍，目前对于医患纠纷有三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即社会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医患直接冲突的频度越来越高，这是因为虽然可以走司法鉴定程序，但由于手续复杂、缺乏信任，走这个程序的人越来越少，直接找医院讨说法的越来越多，另外闹事方式越来越专业化，医院明显感到近几年有专门的公司来操作，如说堵门、拉横幅、请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参与闹事。

另外，索赔金额越来越高，不管有没有责任开口就要赔，不管责任大小，都要高额赔偿，不管情况是否一样，都要比照高额赔偿。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制度设置上的缺陷和解决手段的问题最重要。

专家出主意治“医闹”

克服花钱买平安的思想，依法进行赔偿，不再向医闹妥协。

之所以会出现医闹，院长们的认识很一致：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设置，让不少患者认为得不到公正的审判，进而不愿意走这条路，加之手续复杂、久议不决、执行乏力，患者都选择了“闹”。

武汉市虽然出台了第三方调处办法，但仍有司法、卫生行政部门主导调处，办公地点由卫生局解决，仍未跳出现有机制。

胡仁崇则认为，在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必须借助多方社会力量打击医闹。其实卫生部、公安部早在2001年就出了通告，只要出现八种情况之一的就可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医闹就占了五个，譬如在医院内寻衅闹事的、扰乱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的、威胁殴打医务人员的。我省也在2004年出台过《湖北省维护医疗机构治安秩序暂行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对七种情况予以强行处置，其中，“在医疗机构内擅自设灵堂、摆花圈、贴标语、围堵大门，阻塞通道的”在七种情况之列。

然而，有条例在是否就能落实到位呢？一位曾被医闹限制人身自由的医院副院长说，这些行为医闹都做了，然而医院报警时，警方束手无策，因为警方告诉院方，不要发生正面冲突，尽量减少影响，只得医院自行处理。这也助长了医闹的气势。

会上，院长们意识到，除了制度、法律的层面，医院本身也必须加强自律，医生必须对自己的诊疗负责，时刻不得麻痹，把握好每一个诊疗环节，医院也对此进行严格考核，并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克服花钱买平安的思想，依法进行赔偿，不再向医闹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