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国内厂商从海普瑞身上获得启示，开始致力于走向欧美市场，通过FDA认证并非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一旦竞争加剧，这个有限市场中海普瑞的份额必然会受到压缩。

反观赛百诺，它是用美国药的标准在国内做创新药，在国内面临非常大的推广困难。在美国，一种药物从基础研发的实验室开始，不断会有新的投资者接棒，药品上市后，大型医药公司通常会以数亿美元接盘，让各个环节都能有所回报，这种分阶段的磨合更容易形成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而中国却很难做到这一点。

三是海普瑞的资本来自境外。中国的生物药市场相对狭小，政府对药价的控制又让巨额的研发经费难以在短期内回收，此前中国缺乏能够吸引国际资本的重大创新，国际资本也缺乏退出渠道，自然就没什么兴趣。但随着创业板、中小板的放开，国际资本在二级市场有了退出渠道，高盛的进入恰逢其时。

高盛高超的资本运作手腕，也为海普瑞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如果在纳斯达克或者香港上市，海普瑞这样的生物制品(哪怕是创新药)，PE一般也就是25倍左右，因为那是一个成熟的市场，不可能再高了。但高盛充分利用了中国资本市场转型期的漏洞。本质上，海普瑞的高价是由发行制度造成的，是上市资源的稀缺性，以及资本对成长性的追逐双重力量所致。

但是即使是像海普瑞这样有一定技术壁垒的公司，73倍的市盈率也早已丧失了安全的边界，透支了未来的成长性。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市盈率不合理，但机构依然会抢着买，因为价格订高了也无所谓，机构用的也不是自己的钱，而且海普瑞的盘子小，每家机构拿到的量都很少，所以高价无所谓。而当高盛退出后，海普瑞的未来会怎样非常难讲。

反观赛百诺，彭朝晖融资时国际资本缺乏退出渠道，当时中国没有创业板市场，资本流动也没有今天开放，必须拿到境外去上市，成本高到让财务投资者望而却步，于是只能在国内寻找一些有行业经验的产业投资者，而产业投资者有根深蒂固的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习惯，希望控制每一个环节。加上中国企业长期缺乏真正重大的创新，投资者普遍对创新和市场开拓的难度估计不足。一个来自金星，一个来自火星，新一代“资本家赶走科学家”的故事便开始轮番上演。

中国创新的悲剧

对比至此，可以很明显的折射出在中国创新、运作企业和市场的大部分问题。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某种程度上，中国适合挣钱，不适合创新。

海普瑞的市场在国外，资本在国外，上市在国内。在国外，真正赚大钱的都是处方药、创新药，中国恰好反过来，挣钱的都是保健品，创新药反而很难挣钱。创新要有出路，一个做了十几、二十年，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成本的成果，最终要从市场上取得回报。但中国的市场并不规范，资金纷纷向股市和房地产流入，没人愿意做真正的创新，甚至没人愿意做实业。

而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整个社会是一个链条，某个局部动起来是很难的。创新的早期阶段，确实是一种精英文化，可以凭借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努力去实践想法，但到了产业化、市场化阶段，就需要一个创新的社会环境，生物医药领域尤其如此。而这一点，在中国似乎尚不具备。

赛百诺堪称一个“中国创造”的悲剧，但貌似成功的海普瑞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海普瑞的成功却建立在市场、资本都在国外的基础上，只在国内圈钱上市，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讽刺?更值得深思的是，如果我们的相关利益部门不放开上市的稀缺性，以后还会有下一个海普瑞，却很难再看到下一个赛百诺。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彭朝晖的悲剧还是李锂的喜剧，本质上都是中国创新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