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

缺乏自律机制是食品行业的通病

“缺乏自律机制是国内食品行业的通病。”在不久前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常委会委员分组审议了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对比了国内外的食品安全管理状况：国外的食品行业都是靠行业协会来自律。比如牛奶协会，很清楚牛奶应该是什么样的质量，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标准、规则，把那些不合格的、非法的产品及生产经营者清除出去。相比之下，我国出了那么多食品安全问题，却没有听到哪个行业协会的声音，没有看到哪个行业协会在做自律的事情。如果行业协会、自律机制完全失灵，就算政府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把食品安全问题解决好。

郑功成提出，当务之急要强化食品行业的自律，通过行业自律来促使生产经营者自觉守住法制与道德的底线。否则，食品安全问题很难从根本上好转。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薇、任茂东

违规成本太低让违规者有恃无恐

8月13日，肯德基就此前的“豆浆门”发布公开信，表示将在全国所有肯德基餐厅公告栏内明示“本店所售醇豆浆由肯德基专用豆浆粉调制而成”。尽管社会舆论推动了这一进步，但遗憾的是，北京市卫生监督部门并未针对此前媒体报道的“更改出炉时间”、“从地上捡起食品继续卖”等问题进行相关检查。

如果媒体报道属实，肯德基的行为则属于欺诈。按照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如果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将被处以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将被处以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然而，这样的处罚力度很难伤其筋骨。在欧美国家，企业一旦出现欺诈或者卫生问题，将面临巨大处罚风险。

虽然上述情况还有待核实，但在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中，很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对“食品安全的违规成本太低，惩罚力度不足”等问题已达成共识。

“二三十年代，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也面临食品安全问题，但是他们加强管理，加大惩罚力度。所以，不要怪商家唯利是图，企业都是逐利的，关键是我们的制度和机制，违规成本太低了，让违规者可以有恃无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薇说。

“食品安全法中有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但标准太低了，即使以10倍的处罚标准来处理，1斤问题猪肉10元，乘以10倍，罚款金额不过是100元。”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茂东表示，要鼓励消费者以遭到民事侵权的方式提起诉讼，请求赔偿，法院应当积极受理，起到一个诉讼就可以使相关企业瓦解倒闭的效果。就像上海的染色馒头，卖了3万多个，只要有1人去法院请求诉讼，就可以使企业倒闭。从司法的角度，必须保证消费者以较低的代价启动司法程序。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许振超、朱永新、徐显明

尽快修订食品安全法解决瓶颈问题

8月12日，北京市卫生局针对这段时间媒体密集曝光的洋品牌食品安全问题发布了检查结果。此前的相关披露基本都来自媒体，监管部门在这件事情上稍显被动，给人的感觉是，该出手时未出手。作为监管部门，对于消费者的投诉该如何启动监管程序？截至记者发稿时，北京市卫生局没有作出相关回应。

但是，据该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其监管周期是根据被监管对象的卫生等级确定的。根据《北京市餐饮业卫生量化分级管理评分标准》，A级卫生单位，1年监督1次；B级卫生单位，每年的常规监督不少于2次；对于C级卫生单位，每年要进行不少于3次的强化监督。由于人手紧，如果没有消费者举报，监管部门一般不会主动出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许振超曾经在一个市场观察了一周。他发现，市场在卖一些不合格的产品，但是那些贩卖者并不害怕，就是因为没有人来查。

“现在有五个部门同时在管食品安全：卫生部门管综合监督的控制，农业部门管生产源头，商务部门和工商部门管流通和市场，质管部门管加工过程。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各个部门相互推诿，很多边缘地带的问题就出现了。比如前店后坊，一边是生产，一边是市场等由谁来管？我认为还是应该由一个部门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永新建议，尽快修订食品安全法，用修正案的方式进一步解决目前存在的处罚过轻和监管体制不顺两大难题。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徐显明看来，只有把公共权力、社会权力和公民权利三者结合起来，以公民的诉讼权及索赔权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才是治本的方法，而政府监管只能治标，行业制约只能治末。把司法的刑事惩处与民事赔偿两大功能同时发挥出来，才能以法治思维实现公民的“食品安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