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0日上午在中南海与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致孤儿童、上访人员、医务人员、科研人员、志愿者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座谈。

温家宝说，我担任总理十年来，每年都参加艾滋病防治活动，多次到地方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看望艾滋病患者和家庭，还和他们一起过春节，邀请患儿和孤儿来中南海做客。这次参加座谈的不少人我们都曾见过面，有的已是多年的老朋友。温家宝动情地说，每当看到失去父母的孤儿、遭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和贫困的病人家庭，我都切实感受到艾滋病给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的危害，感到政府的责任重大；看到当年的患者经过治疗正在康复，当年的孩子已长大成人，我十分欣慰；看到为防治艾滋病做出贡献的医务人员和志愿者，一直在默默坚守，我十分钦佩；也有一些当年见过的感染者和患者不在人世了，想起他们，总觉得我们的工作还应做得更细些、更好些。

座谈会上，温家宝认真听取了大家介绍的情况和提出的建议，并就下一步艾滋病防治工作讲了意见。

“歧视比病毒更可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对于数十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来说，歧视可能比病毒本身更可怕。

因术前被查出携带艾滋病病毒，天津25岁的肺癌患者小峰（化名）在求医时屡次遭拒，无奈私改病历隐瞒病情后，最终顺利进行手术。此事一经报道，立刻引发社会激烈争论。

吴尊友说，“在医务界，因为有职业暴露风险，这种歧视更为严重。”去年，我国共有1043起艾滋病职业暴露报告，经及时处理，未发生一例感染。可通过医疗行政部门加强管理，医务人员提高防范措施避免风险，消除恐惧和歧视。

“艾滋病可防可控，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遭受就学就业歧视、家人邻里疏远的情况相当普遍。”吴尊友说，曾有一个艾滋病人对他说，饭桌上只要他一坐下，所有人就都走了，“这主要是社会大众对艾滋病的认识不够引发的莫名其妙的担心、莫名其妙的恐惧，导致了莫名其妙的歧视。”

据介绍，早在2010年，我国修改了《出入境管理条例》，取消了国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入境限制时，曾引发大众对国人增加艾滋病感染几率的恐慌。一项网络调查显示，84%的被访者表示担心而坚决反对取消限制。卫生部开展的2012年公众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的调查显示，公众对艾滋病的防治以及相关政策知晓率有所提高。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至今，中国的防艾工作已经走过26年，这其中也有民间组织对艾滋病防治和消除歧视的努力。

11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与防治艾滋病民间组织代表座谈。我国民间防艾组织近千家，他们与感染者和患者接触多、联系紧，是艾滋病防治和消除歧视不可或缺的力量。

全球680万染艾者未获治疗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西迪贝在接受采访时说，全球防治艾滋病的步伐在加快，成果显著，尤其是中国在艾滋病防控方面取得可喜成就。西迪贝特别指出，仅在2011年，中国接受治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就增加近50%，在控制艾滋病传播方面，中国堪称各国典范。

西迪贝表示，尽管抗艾成绩显著，但挑战依然存在。首先，不发达国家防治艾滋病的工作过于依赖外来资金（即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提供的资金援助）。一旦资金来源中断，其抗艾工作将受到影响，这不利于防治艾滋病工作的持续性以及对现有成果的维护。因此，西迪贝认为相关国家将来应尽量减少对外来资金的依赖。

其次，尽管目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已有超过800万人正接受治疗，但仍有680万人无法获得治疗。西迪贝说，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因为不治疗就意味着等待死亡。他表示，未来几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让更多的感染者得到相应治疗。当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只有约一半人知晓自己被感染的情况，提高这部分人的比例也是工作重点之一。

当被问到是否对2015年实现“零新发感染、零歧视以及零死亡”即所谓“三零愿景”持乐观态度时，西迪贝表示，他对全球抗艾前景充满信心。

一名艾滋病人的求医经历

“不到危及生命，医生一般都拖着”

在毗邻重庆解放碑的某三甲医院外科大楼前，当记者见到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金星（化名）时，他的神态很淡然，丝毫看不出他曾是一个在刚被查出感染HIV时写过遗书、想要轻生的大学生。

这次来医院，金星希望能在明年大学毕业前通过手术治愈气胸。挂号时，他告诉记者：“我很平静。自己和他人的经历，都让我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种想法：被拒绝是正常的。”

记者以金星哥哥的身份陪他走进了诊室。在金星告诉程医生自己气胸曾反复发作后，程医生表示，应该采用微创手术治疗。

他说，微创手术是治疗气胸的最佳方法，术后复发的可能性也很小，同时还强调了不做微创手术的风险。

随后，金星给医生出示了他的HIV确诊报告，并问道：“医生，你看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做呢？”

程医生沉默地看了十几秒后突然提高嗓门问道：“这个在哪里查的？”

“就在你们医院，那还能做吗？”金星说。

“HIV阳性，做不到微创，其他的可以。”程医生说得很坚决。程医生说的“其他的”是指传统的开胸腔治疗法，会给患者带来比微创手术大得多的伤口。

程医生并不讳言：“给你做了，那台胸腔镜就报废了，几百万的器材，消不了毒，国家规定的不能用在其他人身上。”他还强调，胸腔镜无法进行高温高压消毒。

金星对这个理由无法接受，乙肝病毒比艾滋病病毒更难消毒，为什么乙肝病毒携带者却可以进行微创手术。程医生依然坚持刚才的说法，却也不想再就此纠缠。

走出诊室，金星找到了去年未给他实施微创手术的主治医生汪医生。

汪医生说，作为医生，如果HIV携带者情况严重有生命危险，医生还是会给他们做手术的，但是除非没有退路，一般不做。

离开医院时，金星虽然没有了见面时的笑容，却也看不出难过。他说：“在医生的回答中，我感受到不到危及生命的时候，他们一般都拖着。”

金星也遇到过“一些感动的事情”。他说：“当时我拿着确诊报告去找学校领导，希望他们能重视防艾工作，没想到他们不但没让我退学，还给我发补助，让我加强营养。”一年多以前，想到对父母责任，金星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开始正视HIV。

服用了一年多的抗逆转药物后，金星的CD4细胞值恢复到了健康人的水平。说到这儿，金星才稍微露出些许笑容。只是这种笑容很快有了些无奈的滋味。“以后找工作、上班、结婚这些事儿，麻烦还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