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采购是医院工作的重要一环，而不少掌握权力的负责人却没能经得住金钱的诱惑，变成了阶下囚。记者昨天从石景山检察院获悉，2012年至今年上半年，石景山检察院共提起公诉药品购销领域职务犯罪5件5人，其中药品购销受贿类犯罪4件4人，占全部医疗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38.9%，远高于医疗设备采购、财务收款报销、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

开药收提成科室主任“落马”

袁某和李某同在一家医院就职，袁某是外科主任，李某是中医科主任。虽为同事，但由于业务方向不同，二人在工作上鲜有交集，直到“健一祛痛贴”的出现，让二人都沦为了阶下囚。

经销商赵某，就是让袁某和李某产生交集的人。2010年，赵某以个人名义从北京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购进“健一祛痛贴”，并以该公司名义将此药销售给袁某和李某所就职的医院。

为打开销路，科室负责人成为赵某“下手”的主要目标，而李某则成为他的突破口。赵某用每盒药品提成12元的巨大利益，诱惑李某同意在他主管的中医科推行“健一祛痛贴”。此后，李某经常给患者开具此药。

袁某是第二个被“攻克”的科室负责人。赵某用同样的手法，在外科打通了“健一祛痛贴”的销路。同为一种药，在中医科被包装为“骨痛消法”，而在外科则变成了“穴位贴敷疗法”。该药的出厂价格本应是12元，但到了患者手中已经超过了50元，多出来的部分除了税款，都被李、袁、赵三人揣进了自己的口袋：李某、袁某自己开药每盒获利12元，指挥其他医生开药每盒获利3元至5元，赵某每盒获利13元至15元。

原本的科室负责人变成了以多开药为根本目的的“药贩子”，仅袁某所在的外科，7个月间竟开出了91000多份“健一祛痛贴”。最终，袁某和李某均构成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获刑三年和二年八个月，各缓刑三年。

购销规模小方便私下操作

石景山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副处长蔡明璇介绍，这些案件的被告人，基本上都是医院业务科室的负责人，他们身兼行政与业务管理双重职能，就像上述案例中的李某和袁某。药品购销之所以成为犯罪的重灾区，与其规模小、价钱低，以及科室主任直接负责有一定的关系;而医疗器械的采购，就需要经过院领导的批准，同时也牵扯到一笔庞大的资金。

此外，一些科室主任和购销商沆瀣一气，以医疗器械的名义销售回扣药品，为一些无法进入医院药品销售体系的药品打通销路。如在李某和袁某的案件中，他们将回扣药以医疗器械的方式计入治疗费，间接实现药品销售。他们还指定“药品保管发放员”和“药量统计员”，以便回扣款的结算。

健全科室主任“用药预警”系统

蔡明璇介绍，通过药品购销领域暴露出来的犯罪可以发现，医院对药品购销制度设置不科学，特别是采购用药计划不合理，并不是根据临床用量、库存情况等原则。同时，监管的机制也有待完善。

蔡明璇建议，医院应该健全“用药预警”系统，将科室新药使用情况、月用药量浮动超过20%的科室纳入重点监控范围，对异常用药科室下发《用药质询通知书》;同时，要利用医院的信息管理系统，对医生用药频次、数量、销售金额、药品收入比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及时发现超时、超量、超金额等用药异常情况，并作出处理。

此外，医院要加强内部监督，提升对科室主任及普通医生的管理水平，强化对科室主任引进药品的权力监督。还要建立健全与药品相关的采购平台，强化药品采购流程的技术监控。

医生为何构成职务犯罪

在很多人心目中，贪污贿赂型犯罪的都是高官，医生如何能构成职务犯罪?蔡明璇解释，以上述案件为例，李某、袁某所在医院是国有事业单位，二人分别为所在科室的主任，职责范围包括用药、奖金分配、值班调配及向药剂科、器械科提出本科室药品及器械的具体使用需求等。根据法律规定，二人的主体身份属于在国有事业单位中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受贿罪。

同时，在案发期间，李某、袁某都是所在科室的副主任医师，职责范围包括给病人诊疗、开处方、指导病人用药等。他们所在的医院系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具有合法的医疗机构执业资格。根据法律规定，二人的主体身份属于“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身份符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条件;他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