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就医这个事情其实说起来很偶然，从我们的情况看压根也没在考虑中。不过后来患者的情况到了非小细胞肺癌的晚期。吃特罗凯1年2个月后产生耐药，医生说后续的治疗国内已经没有适合的靶向药物了，建议再次手术。我们这时都有点抗拒手术治疗也是从现实考虑，患者年纪已经快70了，长期的治疗已经使得体质很差了，虽然医生说手术有些风险，但是不算高，但是全家都想一个问题，再经历一次这样的手术，患者的生命就是挽回了，还有多少的生活质量呢？ 

那时我们四处托人找医生看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很快就有各种混乱的信息：原料药、印度药、香港药、美国药等等；比较可选的是香港，毕竟是文化相同的。但在这 个时候一次无意的机会让我们知道新加坡有家医院在国内设立了一个办公室。由于工作的原因，对新加坡的认同还是很高的。我们从网上查到了这个办公室的地址。

预约见面的地点是北三环安贞附近的办公室内，环境很好，洽谈区域私密性非常好。就医顾问比较详细的听了有关患者的现状和过往的治疗经过后，大致说了新加坡的治疗优势，有国内没有的新药，例如针对肺癌的Opdivo、阿法替尼、Tagrisso（国内俗称AZD9291）等药物。这位工作人员建议我们再做一个与EGFR T790M是否突变阳性的基因检测。因为这个检测关系到后续可能用药的种类，而且这个检查在国内做了，新加坡医院是认可的，就不用再去那边做了。这样一方面是费用可以节省，另外也可以节省时间。同时她强调新加坡医院会要求患者本人第一次是在新加坡接受治疗，这个是新加坡法律的规定。

这个时候我们有些在新加坡和香港之间犹豫了。不过全家对先做基因检测这个事情态度还是很肯定的。很快在北医三院做了这个检测，EFGR T790M突 变阴性，把这个结论与负责的那位就医顾问沟通后，她建议我们先把病例资料翻译后发给新加坡医生，听听他们的建议。相对于香港的情况，我们觉得新加坡医院办 事的效率太繁琐了，大部分人开始倾向于去香港买药了。但是家里主事的还是觉得这样也比较稳妥。一周后那位就医顾问电话联系我们，说新加坡医生已经看完病 历，考虑患者的情况希望先做一个远程会诊，一方面与患者及家属沟通，了解一些病历中不太清楚的地方，同时介绍他们的治疗方案；另一方面是评估下患者的情况 能否到新加坡接受第一次治疗。这个远程会诊说真的让家里更多人觉得太麻烦了，甚至说如果去香港这时药已经买回来了。

我们在家也和患者协商了这个事情，他认为还是进行远程会诊吧。从我们的角度一是听听新加坡医生有什么办法，另外就是如果不合适我们自己再去香港买药也是可以的。……会诊在他们的一个专用办公室进行的，声音和图像都很清晰，新加坡医生询问了对患者病史中为什么没有放疗和早期手术的恢复，还有特罗凯的用药情况情况进行了了解。然后推荐了两个治疗方案：一个是国内医生建议的手术；另外一个是使用PD-1抗体Opdivo。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药可以从香港买到，但是也看到一些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和起效慢的介绍。全家都特别想了解下这个药对患者的有效可能性有多大？这点新加坡医生很坦率的说根据患者的情况和他们前期的治疗经验看，起效率大约只有43%。但是根据他们的判断，患者的身体状况还是可以的，能第一次接受治疗后如果没有明显副作用可以带药回国治疗。

这个时候所有非常挣扎的决策就全在我们这里了

香港：价格相差不多+路程较近+直接取药    

新加坡：安全稳妥+医生服务+治疗的全程监控（回国注射药物，这边的医生也可以与新加坡医生直接沟通）+国内办公室的跟踪服务

最终：新加坡泰和国际肿瘤医院——我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