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人道法出现之前，武装冲突受何法律调整？

起初是基于调整武装冲突的习惯的有一些非成文规则。然后，便逐渐有一些详尽程度各异的双边条约（战俘交换协定）开始生效。有时，交战各方也会在战斗结束后批准这些条 约。还有一些由各国发给其军队的章程（参见下页的《利伯守则》）。因此，可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皆受限制，也就是说，它只对某一场战役或特定的冲突有效。这些规则也会因时期、地点、道德和文明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人道法诞生的过程中，亨利?杜南和纪尧姆—亨利?杜福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杜南在其1862 年出版的《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一书中提出了这一想法。杜福尔将军则凭借其个人的战争经验，不失时机地给予了积极的道义支持，这一点尤其能够通过他主持1864年的外交会议而得以体现。
杜南：“在某些特殊场合，就像，例如，当各国的军事艺术家汇聚一堂时……若他们能利用此类会议的机会制定一些国际原则，签订一项不容违反的公约，公约一经达成一致与批准，就可能构成欧洲各国救护伤者的基础，这难道不是一种可取的做法吗？”

杜福尔（回应杜南）： “我们需要通过你所描述的那些鲜活的例子，看清战场上的荣耀所带来的痛苦与眼泪。”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5位创始人的推动下（见第2页），瑞士政府召开了1864年外交会议，16个国家出席了会议，它们通过了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

1864 年《日内瓦公约》为现代人道法奠定了基础。它的主要特征包括:

在全球范围内保护冲突受难者的标准成文规则； 具有多边性质，所有国家均可加入； 有义务不加歧视地照顾受伤及生病的军事人员； 尊重并标明使用（白底红十字）标志的医务人员、运输工具及设备。

来源：用药安全网  作者：张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