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使用兴奋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浈在北京奥组委组织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不能准确地概括，但是我知道，一是某些运动员用，二是一些青少年在用。后者为了健美服用兴奋剂，为了兴奋服用兴奋剂，因为一些兴奋剂既可以带来肌肉的兴奋，又可以带来精神的兴奋。”现在，加大反兴奋剂的力度，一方面是保证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保护运动员的健康；另一方面要控制青少年滥用兴奋剂，让他们健康成长。
运动员
成绩与健康间的挣扎
1865年，世界上首次出现使用兴奋剂的报道。至今，兴奋剂这一幽灵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游荡了近一个半世纪。
在世界体育运动史上，迄今已有100多起重大兴奋剂丑闻被曝光：1988年汉城奥运会，加拿大短跑名将本·约翰逊“创造”的百米世界纪录，后因发现他服用合成类固醇康力龙而作废；1999年泛美运动会上，古巴世界男子跳高纪录保持者索托马约尔因被查出应用兴奋剂可卡因而被剥夺金牌；1994年第15届世界杯足球赛上，阿根廷世界足球巨星马拉多纳因服用违禁药麻黄素，被国际足联逐出世界杯……
最初，人们对兴奋剂的危害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更谈不上重视。1960年，第17届夏季奥运会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在比赛正酣时，一名自行车选手因服用苯丙胺而丧生。由此，人们开始意识到兴奋剂的危害。
1962年，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通过了一项反对使用兴奋剂的决议；1976年以梅罗德亲王为首的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成立，从此反兴奋剂正式成为奥运会中一项必不可少的程序。
为了提醒和保护运动员，凡含兴奋剂物质的药物，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均应在说明书或者标签上注明“运动员慎用”的字样。
但追逐名利的欲望永远在摧残着人们的心智。不断加大的反兴奋剂力度未能让兴奋剂的幽灵远离体育运动，一些人转而使用不易被查获的药物。
今天的兴奋剂也许并不比20年前的兴奋剂能更好地提高成绩，但却更能隐蔽自己，这迫使专家们使用了更先进、更精密的仪器和检测技术。
2000年悉尼奥运会解决了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的检测问题；2004年雅典奥运会解决了生长激素的检测问题；而目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正在研究一项可检测基因兴奋剂的系统，以防有运动员非法利用基因疗法，通过更改人的DNA来提高成绩。
从某种意义上说，使用兴奋剂和反兴奋剂之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争斗战已更加严峻。而这种严峻形势更多地体现在使用兴奋剂人群的扩大上。
青少年
正成为兴奋剂滥用新群体
我国最近几年的检测表明，兴奋剂问题的出现有从高水平专业运动员向青少年业余运动员、由竞技体育向社会体育、由体育竞赛向升学考试蔓延的倾向。2006年全国各省区市体育局对参加省运会的青少年运动员自查阳性率大大高于总局对注册运动员检查的阳性率。
受国家体育总局委托，北京体育大学曾对14个省市的4500余人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专业队运动员和运动学校、普通中学及大学学生。调查结果表明，青少年业余运动员承认使用过兴奋剂的比例大大高于专业运动员，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升学体育考试中得到高分。
“反兴奋剂要从娃娃抓起”，这是国家体育总局在2007年年底喊出的反兴奋剂口号。
从竞技体育向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从体育竞赛向学校招生考试使用兴奋剂、从以功利为目的使用兴奋剂向药物依赖和药物滥用发展，已经成为兴奋剂滥用的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