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耕死后第二天，王春花和另外5个亲友找到医务科，指责医院诊断有误，要求院方减免医疗费，并表示“爱心”。医院当即答应免去王春耕3万元医疗费——医院是事业单位，国家没有处理医疗纠纷的固定拨款。鉴于目前医疗纠纷频发，一些医院为了息事宁人，从自行创收的经费中拨出一部分化解纠纷。

张兆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反复追问患者家属“爱心”是什么？王就是不说，最后甩出一句话：“反正三五千块我们是不要的。”此后，王春花再次到医院索要“爱心”，声称第二天要“采取行动”。

第二天上午10点，王春花果然带人赶到医院。两个孩子拉横幅把门诊大门拦住。王春花本人披麻戴孝，坐在大门中央的台阶上，边哭边喊，“还我丈夫、还我公道。”和她一起来的30多个人有的烧香，有的烧纸钱，有的跟着一起哭喊。还有几个男的阻拦前来就医的患者，“不看病了，不看病了，这个医院治死人了。”

院办的小潘一直在现场。她说，当时门诊大厅里烟雾缭绕，把医生病人熏得直流眼泪。她注意到，闹事者中有人不时打手机，不时有新人陆续赶到加入其中。很多人都操着湖南口音。她不知道这些人是否都是死者亲友，但她发现，跟着闹的人当中，有人有说有笑的。

对此次事件较为了解的律师张毅说，在广东打工的外乡人很多，大家平时凑点钱，节日期间一起吃吃饭、联络联络。谁遇到事情，老乡就一起上，大家称之为“同乡会”。在当地的很多医疗纠纷中，患者为了给医院施加压力，都找“同乡会”帮忙，来的人越多，医院压力越大，索赔效果越好。

前来助阵的人也不白干。一个在佛山市中医院跟着闹的年轻小伙，在当地派出所当保安，恰巧被前来维持秩序的派出所所长撞见。这个保安向所长承认，他和死者王春耕并不认识，但是同乡。叫他来的人说，跟着哭喊一天给50元，挥挥棒子给150元。

“得个感冒也会要命？”王春花坚持认为，医院对丈夫的死负有责任。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到卫生局和信访办告状，他们都不管。”

后来，死者家属向医院提交书面意见:赔偿50万元；负责夫妻各自父母和子女6人的生活费；安排死者妻子王春花在佛山市中医院工作。院方认为要求太高，只同意免去死者医疗费，并补助2万元。

此后，医院和死者家属陷入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中，没人再去关心王春耕的确切死因。没有医学鉴定，没有尸体检验，唯一一份与死因有关的是一张王春耕的CT报告：右侧额颞顶部硬膜下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枕骨线性骨折。

在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中，患方为什么普遍不愿去做医疗鉴定？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的提问，刚刚完成“转型中国的医疗暴力”课题研究的徐昕教授说，患者不信任医疗鉴定，主要是因为鉴定人与医方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医疗事故鉴定权原由卫生行政机关行使，是“老子”鉴定“儿子”，现在移交至各地医学会，变为“兄弟”鉴定“兄弟”。“当事人担任自己的鉴定人”，不符合程序正义。

医疗鉴定耗时长，也是患者不去做医疗鉴定的一个原因。目前承担医疗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属半官半民性质，没有常设机构，只能每月召开一两次鉴定会，而每位鉴定专家从事医疗鉴定只是兼职，故一次鉴定通常需要数月，最长可达数年。同时，医疗事故鉴定是卖方市场，需要鉴定的病例多，排队等待鉴定的时间长。有调查表明，市一级的鉴定可能要等上4到8个月，省一级的二级鉴定则可能拖一年左右。

医疗鉴定的结果大多不利于患方，也会影响患者对医疗鉴定的信任。2003年至2005年，广州地区的医疗事故鉴定共354宗，仅39宗被鉴定为医疗事故。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