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患方主要在院方的态度上找问题，比如叫了半天不过来，不耐烦，态度不好等等。现在的发展趋势是，患方越来越专业了。有一个患者家属，为了证明医院超过规定日用量35克使用一种药物，给病人造成生命危险，找到的证明文献资料摞起来高达两尺。温勇为这个案子做的卷宗有厚厚的5本，其中四本全是证明那35克的。那位患者也获得了赔偿。

目前的病历，成为医疗案件的主要证据，也是医疗鉴定的主要依据。而医疗鉴定的结果，直接决定着官司的输赢。医患双方都很重视。有一名患者家属，在患者的病历中找出600多个问题。温勇为了审查这些问题，专门用了一周时间，对照规定，逐条检查，最后认定了30多条。

从海淀法院抽样统计的结果来看，在9个案件的72个可以成立的病历异议中，病例中内容有相互矛盾的占到21个。比如今天说患者嘴角向左歪，明天记录变成了向右歪。还有就是在张三的病历里面，夹放的是李四的心电图。

温勇说，上述这些问题，反映出有的医生责任心不强。

就病历问题来说，海淀法院要求法官提醒鉴定机构注意：“如果存在问题的病历对鉴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应作出对医疗机构不利的解释”。比如说，对患者同一时间点的同一身体情况出现A、B两种记录，如果根据A记录医院不存在问题，根据B记录医院存在问题的话，那么鉴定机构应该根据法院的提示选择B记录，除非医疗机构能证明B记录是错误的。

医疗纠纷绝大多数是患者告医院，海淀医院遇到一起医院告患者的，一名患者与医院发生医疗纠纷后，他不打官司，而是占着病床不走，一占就是2年。医院起诉了他。

鉴定不是“掩盖问题”

在医疗官司中，一直受到诟病的是医疗事故的鉴定。过去是由卫生局组织鉴定，被称作老子给儿子鉴定，现在由医学会组织，又被称作是叔叔给侄子鉴定。

温勇表示，通过几年来在工作中的接触，他本人还是相信医疗鉴定机构的公正性的，不像一些人想的，好像就是专门替医院掩盖问题的机构。

另外，法律也设立了一些制度以保证鉴定的公正性，比如专家的回避制度，即某一专家不能参加针对其所在医院医疗行为的鉴定活动。在实践中这一制度还被扩展，如针对在海淀区内某一中医医院的鉴定，患者提出要有外区中医医院的专家参加鉴定活动，鉴定机关对这一意见一般也会予以支持。

再如鉴定专家出庭作证制度，尽管这一制度在实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目前很多鉴定机构的专家或鉴定人员都能做到出庭接受法官、当事人的质询。

温勇说，其实也不只是患者对医疗鉴定有意见，医院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比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文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在一些医疗行为中存在医疗过错。过去的鉴定是笼统地写一句话：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存在医疗差错。患方抓住后半句认为医院有问题，院方抓住前半句认为自己没问题，争执很大。

经过多年司法实践后，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不但要写清楚有没有过错，还要说明白过错与患者伤害的关联性有没有，有多大？

温勇说，比如一个医生超出手术允许范围行医，在给人做输卵管切除术的时候，造成9级伤残，虽然鉴定伤残是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无法预料或避免的，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由于这个大夫的资质问题，医院要承担赔偿责任。

多半案件拒绝调解

医疗官司的特点是医患情绪对立很大，8年来海淀法院审理的医疗案件有58%双方拒绝调解，法院调解生效的只占到14%。有一起案件，患方的一个人在法庭上冲过去把对方医院的院长打伤。

一名大四的女学生肚子疼，自己一个人到医院看病，进去就没有出来。引发诉讼后，一次开庭结束，死者的母亲从下午1时给温勇讲到了晚上7时，不光是讲官司，更多的是讲孩子，讲孩子的成长，讲家长的不易。

一边是满腔悲愤的患者，一边是一脸无辜的医生，法官这碗水该如何端平？

说起自己从事医疗官司审理的感受，温勇说，不是所有的医疗纠纷都要通过打官司才能解决。

从根本上来讲，医患纠纷的根本缓解取决于医改的程度，取决于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和进步。在现实环境中，医生在责任心、服务态度、人文关怀等方面做得到位一些，就会避免很多纠纷的发生。

温勇说，在给院方沟通的时候，我讲得最多的是：咱们两家都是掌握人的生命的，都是老百姓不爱来，又离不开的地方，我们不但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还要珍爱别人的生命。而在和患者沟通时，要尽量让患者理解医院工作的特点，理解医学的特点。“作为我自己，要在法律的框架内不断地思考、探索，提高办案水平，依法维护医患双方的权益是我永远的追求。”

来源：人民网-健康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