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生产追求利润最大化。”全国政协委员、成都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农工党四川省委副主委张庆文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企业能解决就业，能给地方增加税收，有的地方政府在处理问题企业的时候会有种种顾虑，比如担心职工的就业问题等等。而这样的顾虑客观上造成了对企业的地方保护。

“但人命关天的事情，在法制上还是不能手软。”张庆文表示，现在药品的检测往往根据几项指标，一些不良企业往往会钻空子，添加替代品，使得那几项指标的数据达标。但实际后果无法预测。“对药品的审评，以前是把疗效放在第一位，现在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且要有足够的时间，在审评上不能搞短平快。”

其实，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监管、处罚不良药企的时候也有很多无奈。记者了解到，在一些地方，大的药厂往往是纳税大户，一旦产品出了问题，当地政府就可能帮助企业规避惩罚。在齐二药事件中，就曾出现过这样的地方保护行为。

“这样的药企，就应该让它倒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蔡威向记者表示，不能因为地方利益忽略全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处理一个药厂是会对当地造成影响，但每一次食品药品安全事故，都是对整个国家、人民利益的极大损害。

蔡威觉得，我国现在对药品的监管处罚力度太小，不能形成震慑力。

影响市场监管的究竟是什么

“用总理的话说，市场监管的教训太深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他看来，市场监管已经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直接、全面相关，是关注民生和形成良好的经济环境秩序的最重要保障，也是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迟福林认为，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中，企业、社会、政府的信用体系建设还处在形成过程中，信用体系建设不健全。在发展经济过程中，过于重视GDP，忽视质量，甚至忽视道德价值，这样的现象很突出。

“监管体系有所加强，但远不适应目前特殊时期的特殊需求。”迟福林说，现在迫切需要监管体制的改革创新。我们的监管机构不算少，但缺少权威性、协调性。监管工作的力度很不够。政府的监管还没有与社会监督形成合力。

在迟福林看来，在我国市场监管中，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官员利益常常和企业利益联系在一起。造成监管能拖则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直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才公开。

迟福林表示，目前我国在监管体制的建立要走的路还很远。大部制虽然在很多方面有了进展，但是在实现决策、执行、监督三者的协调、相互制约上，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如果监督放在决策部门或者执行部门下面，监督很难到位”。

2008年1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调整省级以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8〕123号)，规定将现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省级以下垂直管理改为由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业务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卫生部门的组织指导和监督。

这样的调整引发了很多争议。有食品药品监管队伍的工作人员向记者抱怨，以前药监部门监督查处医院用药理直气壮，现在药品监管、被监管双方，同属一个部门，简直就是左手打右手。

就在今年两会上，多个委员提议，不要改变药监系统垂直管理体系。理由就是，一旦归属地方，监管的实现将困难重重。

“大部制在形式上走出了一步，但在内部的运行机制上还没有破题。”迟福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