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高强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回归本行，时值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起步之时。

高强在非典型性肺炎肆虐的2003年出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2005年被任命为卫生部党组书记、部长。

在近6年的时间里，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官员，率领着一支自己以往并不熟悉的卫生队伍，发力“看病难、看病贵”的沉疴，被认为是新医改方案的重要推手。

6年间，在公众的持续关注下，由非典型性肺炎而提出新医改方案，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之路，走得扣人心弦。

窘迫的公共卫生

2003年突发的非典型性肺炎疫情，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的巨大危机。

是年4月20日，高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记者招待会上首次通报中国内地非典型性肺炎疫情时称，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病例1807例，涉及广东、北京、山西、内蒙古、广西等11个省份。4月26日的报告显示，疫情已经扩散到26个省份。

此时，国际国内普遍担心疫情在农村大面积爆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这年5月6日指出，要充分认识做好农村非典型性肺炎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千方百计确保农村不发生大规模疫情，确保广大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确保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萧庆伦撰文称：“如果那种情况不幸发生，那我们将只能是有心抗疫，无力回天了。”在他看来，流行病最容易在农村流行和爆发，因为中国流动人口多，而且农村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农民缺乏基本的防疫常识和手段。

原在北京疾控中心，后调至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工作的雷海潮，在《对中国公共卫生体制建设和有关改革的回顾与评析》一文中写道：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不少卫生机构解体、人员解散，即使机构存在，农村卫生人员也缺乏必要的专业素质，业务水平不能适应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需要。

学界的共识是，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政府长期投入不足。

从全国卫生总费用来看，1980～1995的16年间，政府用于公共卫生的经费虽有增长，但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却从12.41%跌至10.56%。

同时，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拨款占公共卫生机构总收入的比例也逐渐下降。据全国卫生部门的决算统计，1990年以来，政府预算拨款占防治防疫机构的收入比例从59%下滑至2002年的42%。妇幼保健机构中的这一比例从56%下降到27%，幅度更为明显。

1980年以前，乡镇卫生院提供预防保健服务的所有经费均有政府经费补偿，但到了1993年，政府经费只能补偿人员工资支出的60%。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生存出现困难，机构和人员极不稳定。仅2001年，全国乡镇卫生院就比上年减少了1139个，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减少了3万人。

更严重的是，公共卫生机构不得不谋求“开源节流”。“开源”就是创收，比如对必须提供的服务从免费改为收费，如计划免疫等；“节流”就是缩减原来免费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如疾病监测、健康教育等。

萧庆伦对此评论说：“20多年来中国整个疾病预防体系，特别是农村的疾病预防体系逐渐崩溃。没有人乐意和专心做卫生和疾病监督；很少对保健、卫生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流行病发生多少、程度如何、如何上报、如何应对，这些机制已经完全缺失了。”

缺少经费、缺少机构、缺少人员、缺少保障——非典型性肺炎呈现出的中国公共卫生现状令人心惊肉跳。

从脆弱的公共卫生体系纵深看去，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路径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于是，公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开始响亮，“小病拖、大病扛”、“一人得病，几代受穷”等民谚迅速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