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从表面上看，发生在深圳的“尘肺门”事件快要尘埃落定了。 

最先维权的湖南耒阳导子乡的190多名风钻工人要么获得了企业赔付，要么得到了政府“出于人道关怀”而给予的“善款”。近日，在舆论压力下，来自湖南张家界桑植县的110名风钻工人也获准接受职业病身体检查，其中已有62人确认了劳动关系、16人进入工伤认定阶段、16人正在接受劳动仲裁。 

深圳市政府似乎打算以“耒阳模式”来解决“张家界问题”，但是，一些长期关注此事的高校师生和学者们却在大声疾呼，“悲剧还没有结束！” 

一个由北大、清华等高校师生组成的大学生尘肺病调查小组提供了这样的一条逻辑链：1989年，耒阳导子乡的徐瑞乃、徐瑞宝兄弟在深圳找到了一份最赚钱的活儿——给建筑工地的爆破工程打风钻。通过老乡带老乡的方式，耒阳籍工人垄断了风钻爆破工种。从1999年开始，陆续有人被查出尘肺病，仅导子乡双喜村11组，就先后有11人去世。于是，自2002年起，耒阳工人离开了深圳。张家界桑植县工人随即大批进驻，很快发展到300余人，再度垄断了深圳的风钻行业。到2009年下半年，随着一些症状的出现，桑植人才真正意识到尘肺病的风险，此时已有3人先后因尘肺病死去。  

一座城市崛起的背后，是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倒下。参与调研的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愤然指出，其间传递的是“死亡接力棒”。 

“50年后，我们回头看这些事，会为生活在这个时代而感到羞愧。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这些工人？”这位被学生公认为“最温文尔雅”的老师在谈起深圳尘肺病工人的时候，语速极快，时不时地敲打着桌子。 

这并非杞人忧天。随着几个月来154名张家界籍工人辞工维权，如今稀缺的风钻爆破工在深圳的身价翻了一番，每个月能挣到七八千元。有迹象表明，一批来自四川的风钻工人正在进驻这座城市。他们会不会接过下一棒？ 

县域特征的“接力” 

从大学生尘肺病调查小组的调研结果来看，尽管在从事风钻行业的时间上有先有后，但耒阳和张家界工人遇到的困境是一脉相承的：当地经济极不发达；患病工人基本都是中壮年、家庭负担沉重；没有人签订过劳动合同……他们所呈现的县域特征也符合建筑业包工制的特点，因为风钻工人挣钱多，所以都是老乡带老乡，没熟人根本进不来。 

北大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张慧鹏在调研中发现，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人签订过劳动合同。“传统乡村的劳动关系，不需要文本，有道义和逻辑在限制。如果有人背约，在农村根本无法立足。”因此农民出来打工的时候，都是跟着“包工头”老乡干活。问题是，“包工头”制度却滋生于一个更大的体系中间，在这个体系中，资本的天性是追逐利益最大化。传统乡村的逻辑碰到一个掌控不了的外部世界，根本就无法维系。于是，为了赶进度，用工单位放弃注水防尘等保护措施；为了节约成本，好几天才给工人更换一次口罩。不签订劳动合同，受益的只有资方，他们可以轻易地推卸责任，规避由此带来的工伤、职业病等风险。 

在深圳调研的过程中，张慧鹏悲伤地发现，在这座中国最南方的开放城市，劳动力都是从内地来的，用完一拨就被抛回去，换上另一拨。风钻工人出来打工，为的是实现致富的梦想，最后却走向一条死亡之路。 

在耒阳被称为“寡妇村”的双喜村11组，大约有30来户人家。其中11户有男人死去，仍活着的10个打工者中，属于尘肺病Ⅲ期的占了7个。 

让张慧鹏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叫王翠兰的老人，5个儿子有4个已经死亡，仅存的一个儿子因为从事风钻行业的时间不短，“多半也难逃一死”。老人的眼泪早已哭干。1998年10月22日，小儿子徐小伍病死时年仅25岁；2005年正月初八，二儿子徐新春也病死了；2007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湖南遭遇雪灾，大儿子徐白春死于千里冰封的雪天，走的时候“又冷又痛，瘦得吓人”。 

自此尘肺病的阴影和死亡的恐惧笼罩着宁静的小山村。耒阳人再也不去打风钻了，给再多的钱也不去。 

于是，张家界人接过了耒阳人的接力棒。目前，张家界桑植县有300余人在深圳当风钻工。他们开始的时间比较晚，所以病情还没有耒阳人那么严重。张家界工人心里也清楚，耒阳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然而难以摆脱的贫困困扰着他们，他们是在和死神赛跑，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挣到尽可能多的钱养家糊口。 

在调研中，张慧鹏发现，张家界工人面临着更为恶劣的环境。老板们一方面仍然不肯为他们签订劳动合同，另一方面着手辞退那些表现出尘肺病症状的工人，同时更加注意销毁证据。同时因为维权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也很难再像耒阳工人那样轻易获得政府部门的“人道关怀”。 

即便如此，在高工资和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仍然不断地有人前来从事这项健康得不到保障的职业。死亡的接力棒，又开始了它新一轮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