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是不是全能的

　　“我根本不认可看病难。看病难吗？到大医院和知名专家那里看病是难的，但你到社区医院，想看哪个专家看哪个。”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仲说，看病难的实质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危天倪介绍，她所在的北京市第六医院医疗水平能达到三级乙等，但病人还是愿意去大医院，第六医院目前的就诊量的确不饱和。

　　接受本刊采访的医生几乎都认为，造成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医生是依附于医院，而不是属于全社会的。

　　“开个玩笑，本来你在火车上碰到病人把他救活了是做好人好事，但按原来的政策，你去救人没准算是非法行医，因为你在火车上没有行医执照。”许文兵说。

　　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介绍说，医科毕业生进入医院是住院医师，5年以后晋升到主治医师，再过5年根据考核晋升为副主任医师，然后再晋升为主任医师，一共四级。中国医生评职称工作年限是一个基本条件，也考外语，“这是很怪的，不会外语不能当大夫。”也有群众评议，升高级大夫要参加答辩，还有笔试，有些还需要发表的论文。“有些论文的规定太死板，比如一个县医院的大夫，你何必让他写什么论文呢？”

　　“我们现在要求医生是全能的，临床上要什么病都能看，还要负责教学，还要写论文，但国外的医生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一辈子不写文章，做一个很好的临床医生；一种是做科研。”许文兵说。

　　“医学是经验学科，是晚熟学科，要求每个医生都写能发表的论文是很难的。”罗爱伦说，“林巧稚、张孝骞等大名医都没有写过一本书。”　　

　　“为我所用，不为我所有”

　　医生依附于医院的结果是，“同一个级别的医生、不同医院的医生水平差距很大，没准某个县医院的主任医师还不如我们这里的一个住院医师呢，光看职称怎么能衡量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如果医生变成了自由职业者，职称其实没有太大用处。美国的医生是没有职称的，我聘不聘你是根据你的本事。”王拥军说。

　　危天倪介绍，这些年来，北京市第六医院其实一直在从协和医院、人民医院、肿瘤医院聘请客座教授。医院每个月给客座教授2000元劳务费，后者每月来第六医院两次，查房、会诊、讲课。危天倪说，从管理者角度出发，她希望这些专家“为我所用，不为我所有”。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医生都是自由职业者。新医改允许医生多点执业，这是走上了正确的轨道。美国的医院就是个空架子，医院要聘用我当神经科主任，这个队伍就是我组建，我跟医院之间就是个合同关系。有合同法来规范，医院也省去很多人事问题和离退休负担。”王拥军说。

　　美国是由医生行业协会评定医生资质，考过一个试取得一个资质。另外，在协会里，医生的每一次医疗事故都有记录，保险公司卡得特别紧，而这些记录都是联网的。

　　“美国规定，医院要聘大夫，大夫的医疗责任险一半是由医院付，有的医院是全付。如果你老出事故，我聘你的成本就高，这个医生就不好找工作。所以医生的水平不应该由医院来评估，而应该由第三方行业协会来评估。”

　　在王拥军看来，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多点执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医生不是社会化的，而是挂在一个医疗机构。“比如，我现在是天坛医院神经科大夫，换另一家医院行医我就是非法的。在执业社会化前，多点执业不能改变医生对医院的依附关系，因为你的人事档案还放在医院，社保还在医院。” “多点执业当然会增加管理难度，但好处远远大于坏处：一是对患者好，患者在其他场合见到名医就会多一些。二是对医生也好。比如，在美国，有些医生在公立医院挂个名，年薪才1美元，主要在外面执业。不挂名他不能当教授。私立医院诊所是他自己的。三是对公立医院也有好处。比如，卫生部推崇的三博脑科医院，就是我们医院出去的三个博士开的。他们是我们这里优秀的业务骨干，因为你不允许多点执业，他就只能出去。”王拥军说。

　　“多点执业是医生增收的一个渠道吗？”本刊记者向多名受访医生发问，但得到的回答却不尽相同，医生们的意见可以归结为：如果技术性服务的收费可以顺利上调，政府的补贴也能到位，多点执业就会改善医生的待遇，反之他们的待遇则会减少。

　　“多点执业主要不是解决收入问题，而是解决人才的充分利用、健康发展和合理流动问题，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危天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