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认识的三次飞跃

人类对健康的认识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断深化：5000多年前，人们相信疾病和健康是上帝的惩罚或者是魔鬼的入侵，这被称作“神道医学”——按此理论，人类自身完全处于被动状态；2500年前，经验实证医学出现了，疾病和健康被认为是失衡和平衡的结果——此时，人类开始有了部分主动权；300多年前，自然科学的发展导致生物医学模式的产生，解决了经验实证医学几千年未能解决的传染病控制和营养不良问题，人类变得更加主动；30多年前，发达国家在解决温饱问题30年后，发现当时的疾病已经不完全由生物因素引起，心理、社会、环境因素对疾病的影响也十分重要，于是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的大健康模式——人类在健康问题上的主动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由于当时的中国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而且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不允许大张旗鼓地讨论心理、社会、环境因素问题，所以“大健康模式”理念迟迟未被引进中国。现在，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在发达地区，人们吃饱、吃好后出现的健康问题开始大量涌现，不解决不行了。

如果说“神道医学模式”代表的是人类对健康的认识刚刚起步，“经验实证医学模式”代表了人类对健康的认识发生了第一次质的飞跃，“生物医学模式”代表人类对健康的认识发生了第二次质的飞跃，那么，“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的大健康模式则代表人类对健康的认识发生了第三次质的飞跃。

在我国还有很多传染病，所以我们讨论“大健康模式”不是要抛弃经验医学模式和生物医学模式，而是要考虑心理、社会和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今天我们面对的健康问题，光靠经验医学和生物医学的思维是不够的，要扩展到包括经验医学、生物医学在内的“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大健康模式。

健康管理是正道

之所以要转变观念，对全体国民进行健康管理，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其一，生物医学模式没有能力指导我们应对新时期出现的大量新国民健康问题；其二，国民的健康问题主要不是技术问题，更多的是科学问题；其三，目前国民遇到的主要重大疾病多是无药可以治愈的慢性病；其四，许多慢性病基本上是生活方式病，不可能成功地进行有效的新药创制，也是不能治愈的；其五，今天威胁国民健康的主要是健康危险因素（增加得病或者死亡机会的因素）,不是病因。如果我们的医疗政策只关注20%的病人，就意味着忽视了80%受各种健康危险因素威胁的人群应有的健康权利；同样，针对相对健康的人群，患小病的人群和患大病的人群也应采取不同的科学方法确认、评估和去除健康危险因素，以达到防控疾病、维护和促进健康的目的。

如何转变观念？

首先，系统、认真地反思我国宏观健康战略和策略问题，开展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健康管理通过确认和去除可干预的健康危险因素，为我们提供促进健康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当前，世界的公共卫生潮流已经从单纯地预防控制疾病走向全面地维护和促进健康，如果我们还停留在控制疾病的传统思维中，只能将事关亿万国民的健康大业引向末路穷途。

其次，构建人人都能健康成长和发展的环境，彻底改变目前在医学教育、医学科学研究和医疗服务领域资源配置根据生物医学模式确定方向和重点的错误现状。政府和社会应该将健康管理作为今后医疗服务的方向和重点，在政策、资源配置及财政保障上优先考虑发展医疗系统健康管理的能力。

再次，鼓励每个人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如何养成？管好嘴、用好腿、不吸烟、不喝酒或少喝酒、好心态。其中，“管好嘴”不容易，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膳食平衡的比例大约是“一口肉、两口饭、三口水果、四口蔬菜”；按照卫生部公布的标准，要想“用好腿”，每人每天至少走6000步，健康生活10000步；“不吸烟”，吸烟害处大，应尽量远离香烟；“不喝酒、少喝酒”，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由于基因上的原因是不宜喝酒，而且喝酒已经造成这些年来肝癌、肝硬化病人的大量增加；“好心态”尤为重要，社会转型过程中，拥有一个健全、健康的好心态胜过任何良医好药。

如果我们的政府、医护人员乃至全体国民能系统地掌握生物、心理、环境、社会以及个人生活方式改变等全面的健康信息，科学地确认、评估和去除可干预的健康危险因素，我们一定能生活得更好、更久、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