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

闹得沸沸扬扬的武汉三位女童“性早熟”事件，最后被卫生部认为与圣元奶粉并无直接关系。但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普遍存在的环境激素，确实导致了相当数量的女童性早熟。这些环境激素中，邻苯二甲酸酯是一类人工合成有机化合物，在塑料制品生产中作为增塑剂使用；双酚A也是聚碳酸酯等塑料中的原料之一。2010年11月，欧盟宣布将在婴儿奶瓶中禁用双酚A，中国是否效法此举，恐怕是亿万家长关心的大问题。

当经济发展让GDP数据变得好看时，多数地方官员或许会忽视它带来的副产品—环境污染及其健康损害。2009年陕西凤翔的血铅超标事件阴影未散去，2010年血铅事件继续在全国蔓延，从湖南嘉禾到江苏新沂，孩子们被检测出血铅超标甚至铅中毒超出了正常的水准。面对这些事件，当地政府首先做的往往不是叫停污染企业，而是打压受害者。

还有一些“人造病”的致病因子，或许我们难以简单地分类。例如，中国也在人造奶油和反复煎炸食品等诸多食品中大量使用人工反式脂肪酸。听上去，反式脂肪酸没有“地沟油”那么可恶，但它被确认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如中风、冠心病等的风险。

至今为止，在世界卫生组织大力倡导之下，全球只消灭了一种传染病—天花。而“人造病”一旦产生，或许更难消除。“三聚氰胺”毒奶粉早已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仍有厂商在奶制品中肆意添加。

缺位的政府监管

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是“人造病”的致病因子。我们要么吸烟，要么有其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要么在参与污染环境。

对商业利益的无度追求，是“人造病”的直接推手。只有在无序竞争、诚信尚未建立的初级商业社会，商家才敢于在孩子喝的牛奶、用的氧气、疫苗上动手脚，以降低成本，获取利润。无数成本低廉、后患无穷的商品被出售给公众，各类毒素在人的体内被沉淀下来，慢慢演化成为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人造病”。

而缺位的政府监管，对公众基本健康权利的漠视，更是将“人造病”推向失控的境地。

抗生素滥用的问题在中国可谓老生常谈，但公众缺乏合理用药常识、政府部门缺少作为、部分制药企业和医护人员利益“共享”的局面始终未有根本性改观。

一种药物上市之后，由于严重副作用逐渐显现而黯然退市，在制药业并不罕见。但一个不得不引人深思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究竟该怎么对待和监管减肥药？过去10年，处方药西布曲明在中国被当做普通的保健品来卖，单单是曲美一个品牌，销售额就累计超过50亿元人民币。我们的监督管理部门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对此视而不见。

有专家批评说，中国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表现糟糕至极，国家层面的控烟行动计划仍未出台。糟糕表现的背后，是烟草利益集团的强大，以及卫生部门独力难撑的尴尬。

面对血铅污染事件，当地政府首先做的往往不是叫停污染企业，而是打压受害者。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在小说《鼠疫》中，虚构出了上世纪40年代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市的一场鼠疫。那场鼠疫，影射出社会的种种缺陷。当SARS到来时，很多中国人对于加缪笔下的鼠疫有了相似的体验。

如果公共卫生体系缺陷不断，如果整个社会的缺陷不能弥补和修正，“人造病”只会越来越多，危害只会越来越甚。

“人造病”的背后，其实更是一种“社会病”。（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