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注于药品定价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咨询公司PriceSpective的共同创办人奈杰尔·格雷格森表示，制药公司削减销售队伍，在一定程度上从所谓的与现有治疗药物有密切联系的模仿性产品上抽身。在基于价值的机制中，销售队伍和模仿性产品都不是必然有用的投入。

克拉克斯顿表示，基于价值的定价体系的广泛应用，可能最终推动制药业向更为狭窄的研发线发展，到达临床试验末期的药物将会更少。也有人认为，更为激进的震荡将会到来。

约克大学的另一位卫生经济学家阿兰·梅纳德指出，基于价值的定价体系的有效实施，可能需要比现行机制下更多的临床试验数据。但随着向个性化医疗和针对人数少的特定患者群体的转移，获得这些信息将成为问题，原因在于入选临床试验的患者会更少。

巴克则持不同的看法，指出制药业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做出了主要变化，从关注研究转移至关注有多种现有治疗药物的疾病和被认为是未能满足的医疗需求。

科学靠边站

将来，制药业与“价值监管机构”之间似乎会有更为密切的关系。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优化研究所为计划获得NIH批准的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但对现行价格调控计划将于2013年终结之后究竟将发生什么，还知之甚少。

英国卫生部未对国家健康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将成为多余机构的评论做出表态，这一评论明显是由英国卫生部政务次官弗雷德里克·寇松（豪勋爵）在11月初透露的。但新闻报道声称，这家研究机构的权力将被剥夺，担忧这家研究机构将被边缘化，只起纯粹的咨询作用。在决定一种药物价值方面，科学受到政治的潜在影响也引起担忧。

任何基于价值的药品定价计划的成功取决于透明和独立的确定药品价值的机构。

政府建议考虑将制药业、患者和科学界的观点纳入价值估价过程，使梅纳德感到踌躇。“谁将拥有决定性的一票？”他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