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很多病人为治不孕症而倾家荡产。2001～2002年，张学红刚做试管婴儿时，真有贫穷地区的病人，把家里的房子都卖了来治病。

赵金珠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女性如果没有一个中国人眼中的正常家庭(有丈夫、孩子)，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局限、轻视。在单位里，当了母亲的女性跟你做同样的工作，她更容易被领导认可。领导会派她出国学习，因为她有丈夫孩子，出了国还会回来，但领导培养你的概率就很低了，就算给你一个职位吧，你还没孩子，等生孩子时要休产假，到时把这个职位撂给谁？”

因此，来到这里的患者，虽然除了不能生孩子，他们的身体还算是健康的，但他们的心灵却又是受到无数次摧残而几近扭曲的。他们渴望得到同情、关心、帮助，同时又充满了戒备和怀疑。病人中普遍存在自卑，抑郁，有的甚至是躁狂心理，他们会把家庭矛盾、多次无数求医的怨气发泄到医生身上。

“他来了，我们首先要关怀他的心理状况，给他一种来自医生的科学上、心理上、人性上的支持，使他感到我们在真心实意地帮他们，然后再跟他谈治疗技术。否则，做我们这个专业的，只能感觉到越来越累，并且也会产生对病人的不理解。”张学红说。

医生的艰难决定

男性生育能力下降，主要表现在精子的密度和活力不足，即少弱精子症和无精症。如果男子确实无精子，就要借助于国家精子库。但张学红说：“出于对病人家庭稳定的考虑，我们不太愿意做‘借精生子’的手术。我有时上门诊，跟病人说：‘你们两口要充分考虑好。目前我们的技术还达不到：从男性身体取下一个细胞，就可以培养出精子来，再把它注射到卵子里，发育成一个胚胎——那是未来的事。如果你们岁数不大，能否等等？或者，如果一定现在就要个孩子，不如双方都做一下人道主义让步，领养一个好了。’我感觉这样做更符合伦理。如果实在不行，他说我家里需要劳力，一定要生个孩子！那咱也得帮他。”

“借精生子”前，医生要跟夫妻双方谈话，申明对将要出生的孩子，夫妻负有绝对的责任与义务。两口子都要慎重考虑好，完全接受了，签下同意书，医生才会做手术。

对于丈夫来说，是否同意让妻子“借精生子”？他要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张学红说：“虽然我们是从国家精子库选取与丈夫体貌特征相像的精子。但往往，病人借了精子，生了孩子，当时问题解决了，等孩子长到两三岁后，由于每个人对生命的认知不同，男的对孩子越看越不顺眼，越看越不像自己的孩子……”

其实，即使丈夫同意“借精生子”，也不会轻易就能如愿借到，有的要排队等上两三年。目前，我国通过卫生部批准的人类精子库只有10家，它们都面临着“精子荒”的尴尬局面。一是全世界男性精子的质量都下降得非常厉害，二是我国实行的是全世界最严格的精子筛选标准，比美国都高。献精者要进行70多项术前检查，有的查到将近100项，全查下来要花大笔的钱，结果合格率非常低，那些钱等于白花了，导致精子库运作困难。

另外，根据卫生部规定，一旦募集到合格精子，一名男性精子只能供给5名妇女使用。而在法国，每一个人的精子可以让25名妇女使用；在美国，每80万人的区域允许25人使用同一个人的精子。

国内各大精子库储存的主要是大学生的精子，以义务捐献为主。大学生们不太愿意捐精子，愿意捐献的合格率又仅有1%，导致精源非常困难，而以盈利为目的的地下精子库、网上赠精却非常盛行，某些地方的生殖中心也并不拒绝私下赠精。这些精源不但质量无法保证，更易引起种种纠纷。有的妻子受精后生了孩子，却“休”了丈夫；有的丈夫将借精生子的妻子打得伤痕累累，孩子他也不要了……

“试管婴儿”转分明

试管婴儿技术诞生、进步了30多年，公众一直对此有顾虑、有争议。2001年，兰大一院刚开始做试管婴儿的时候，病人要瞒着父母来，不让他们知道，现在是妈妈、婆婆陪着来。她们知道这是自己的孩子，只是借助于技术去怀胎罢了。2004年，兰大一院搞“百名试管宝宝聚会”，有的家长还有顾虑，怕单位上的人知道。现在她们看到身边有的人老不怀孕，就会劝人家：“赶快做试管去，再别瞎治了！”

张学红说：“从国内的统计，大的样本来看，试管婴儿与自然分娩婴儿在先天性疾病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为了避免携带不良基因的孩子出生，并降低流产率，我们又有了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张学红和她的团队，是西北地区唯一掌握第三代技术的生殖研究中心，应用这个技术，该中心已出生一些试管婴儿。

生殖医学近几年发展很快。国内每个省都搞了建设生殖医学中心的规划，目前仅西北地区就有11家生殖中心。兰大一院生殖中心接收的病人，40%来自外省。这里还是国家12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培训基地之一，培修生来自全国各地。

张学红说：“在美国，妇产科医生拿到执照后，要再经过两年生殖医学专科培训，才能上岗。咱们国家没有正规要求。虽然卫生部规定从事生殖医学专业的人员要经过严格培训，但卫生部不去查的生殖中心，无证上岗的多得很。我们是甘肃省的生殖医学质量控制中心，肩负着把全省基层专科建立起来的责任，但现在太忙了，一点点做吧……”

有的病人，听说某些中心的试管婴儿双胞胎率特别高，就认为它成功率高，心向往之。张学红说：“有的病人来了说：我就想做双胞胎！我跟他们说，多胎问题是助孕过程中的最大并发症，不是好事，它会带给母子沉重的负担，那属于高危妊娠。”

“西北人去做高科技的东西，条件相对差些。”张学红说：“现在，我们能与国内的先进水平齐步发展了，但要做的还很多。我们对于生命的认识还很肤浅……生命里有很多未知的东西。我们对生命充满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