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名病人，医生不仅要考虑技术上的风险，还要考虑法律上的风险。有时，他们宁可无所作为，也不愿官司缠身，“过度防卫”成为普遍现象。

不久前，电视剧《医者仁心》热播，在医务界引起强烈反响。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大学生王欢患尿毒症，医生全力抢救，做了两次换肾手术，最终王欢因肝功能衰竭死亡，并拖欠了30多万元医药费。在人财两空的情况下，家属无法接受现实，怀疑医生有过错，最终选择了起诉医生。

类似的事情，生活中并不罕见。北大肿瘤医院顾晋教授就曾写过一篇博文，题目叫《一件心寒的事情》：有一名晚期直肠癌病人，别的医院都不愿收治，在家人的苦苦哀求下，顾晋动了恻隐之心，冒着巨大风险做了手术。由于肿瘤太大，病人术后出现并发症，经过再次手术，完全恢复功能。他原以为病人会满怀感激，没想到病人一出院，就以“出现并发症”起诉了他。

一位医生冒着巨大风险救治病人，不仅得不到感谢，反而被无情地告上法庭，这确实令人心寒。

医学是一门探索性科学，虽然现代医学飞速发展，但仍有很多疾病无法治愈。由于医学的局限性，任何治疗方案都不会尽善尽美，总是有利有弊，医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尤其是面对危重病人，医生为了抢救生命必须冒险。但是，冒险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柳暗花明，病情好转；一是险象丛生，病情恶化。而医学就是在一次次冒险中进步的。从长远看，医生越是勇于冒险，病人越是受益。但是，医生敢不敢冒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态度。

过去，在危重病人面前，只要有1%的希望，医生就会尽100%的努力。而在今天，病人即便有90%的希望，医生也会犹豫不决。因为有的患者不理解医学的特殊性，动辄闹医院、告医生、要赔偿。一些患者认为，既然花了钱，就应该治好病；如果治不好，就是医生有问题。还有一些患者在术前通情达理，也明白手术的风险性，但一有意外，立刻就翻脸不认人。在经历了一次次的伤害之后，医生渐渐学会了自我保护。面对一名病人，医生不仅要考虑技术上的风险，还要考虑法律上的风险。有时，他们宁可无所作为，也不愿官司缠身，“过度防卫”成为普遍现象。然而，医生都开始保护自己了，谁来保护患者呢？

当然，患者之所以起诉医生，除了医疗因素之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因素。目前，在我国的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比例接近40%，城乡居民重病大病经济负担沉重。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比重降到15%—20%，才能基本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从全球来看，每年约有1.5亿人遭受灾难性卫生支出，其中1亿人被推向贫困线以下。可以推算，我国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家庭不在少数，这还不包括因经济压力放弃治疗的家庭。因此，当一些患者无力负担医药费时，自然就会想到诉讼这条渠道。而法院在审理医疗官司时，一般都会倾向于照顾弱者，即便医院无任何过错，往往也要给予“人道主义救助”。因此，在有些时候，患者起诉医生，并非“忘恩负义”，而是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一些患者把疾病的痛苦，连同经济压力、社会不公带来的不良情绪，统统转嫁到医生身上。可见，医患冲突的根源并不完全在于医患本身，还在于医疗制度不完善。只有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让更多的家庭摆脱灾难性医疗支出，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医患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