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家住北京朝阳区望京的王女士终于出院了。这次并不算大的妇科手术让她和家人深切地体会了“看病难看病贵”现实含义。王女士的女儿告诉记者：“从我妈妈确定要做手术到出院，前后历时将近两个月，而真正从手术到出院的时间不到5天。”这期间，频繁的挂号、做不完的检查、漫长的床位等待让她经常游走在崩溃的边缘，以至于发出“到医院看病是一项既挑战体力又挑战智力的活动”这样的感慨。

“看病难看病贵”虽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由于牵涉面广、原因复杂、改革情况不理想等，“十一五”期间一直没能和大家说拜拜。“十二五”开局之年，“看病难看病贵”再次“荣升”为老百姓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十二五”规划中提到“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增加财政投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1月6日召开的2011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强调，医改是2011年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突出抓好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字里行间透露着政府深入医改的决心，但是，对这项和每个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的改革，我们更想知道啥时才能告别“看病难看病贵”？

百姓声音

提起看病，都有一肚子话要说

已经怀孕5个月的毛晓辉无奈之下把孕期档案改建在一家北京较有名气的私人医院。而在此之前，她都是在团结湖附近的一家妇产医院做常规产检。尽管这意味着从产检到产孩子的所有费用都由自己承担，但是毛晓辉说“我认了，那几次产检搞得我特郁闷，看个病实在是太难了！”

事实上这几次产检成了毛晓辉怀孕期间最不愉快的事件。“只生一个孩子，谁不想挂专家号啊。可是做产检的人太多了，我们一家子人都得想着给我预约挂号，如果预约不上，大冷天的我老公就得凌晨5点钟起来去排队挂号。即使拿到号了，一个常规检查经常要耽误一上午的时间，有时候赶不巧，连下午的时间都得一块算进去。可是医生少孕妇多，大夫的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更别提回答你的问题了。”

数据显示：北京协和医院门诊量去年最高达到12000，北京儿童医院，其门诊量超过了8000，现在北京的三甲医院都是七八千的门诊量，早上挂号到医院看病的人非常多，包括北京市的患者，还有全国各地的患者。

和毛晓辉不同，困扰张鸣的问题已经不是看病的人太多、大夫脸色难看了，而是手术费用太高了，让这个原本收入不多的家庭日子愈加难过。去年下半年一次急救之后，张鸣被医生告知必须尽快实施心脏换瓣手术，否则就有生命危险。但是，心脏换瓣可是一项昂贵的手术，各种费用算下来要10多万呢，其中能走医保的部分实在有限。张鸣每月的收入不到3000块钱，老婆在超市打工，每个月也就能挣1000多块钱，这以后的日子可真是难过，张鸣经常嘀咕“老说医改，可看个病怎么还这么贵啊！”

政府态度

推行系列便民措施解决“看病难”

卫生部副部长张茅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时表示，“看病难、看病贵”确实是人民群众看病就医当中反映的突出问题，是这次医改也是公立医院改革要解决或者要努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所谓看病难，突出的反映是到城市的大医院，找比较好的医生看病非常难。存在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医疗卫生的资源总量明显不足，特别是优质资源短缺，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二是资源的配置不均衡，我们的优质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三是医疗卫生体制机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2011年要推行一系列的便民措施，像预约挂号、“一卡通”、无假日门诊，北京25所三甲医院实行了无假日门诊，群众反映很好，有一些门诊量已经达到了日常的50%以上。据他们统计，如果是50所三甲医院都实行无假日门诊的话，等于我们增加了10所三甲医院的资源，当然医务人员会比较辛苦，要进行值班，我们要鼓励三甲医院延长门诊时间、方便群众的政策，实行“一卡通”。

“十二五”期间个人支付医疗费用比例降至30%

针对看病贵的问题，张茅表示，主要是医疗费用上涨过快，同时个人支付的比例，虽然总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绝对数还在增加，所以群众对看病贵的问题反映比较强烈。要缓解看病贵的问题，首先要加快深化医改，真正使公立医院坚持公益性的方向，减少过度医疗、大检查、大处方。二是外部加强制约机制，推进支付方式改革。要借鉴国际和国内好的做法，采取总额预付的方式、按病种付费的方式，充分发挥保障体系对医疗价格制约。三是不断完善医保制度，提高保障水平，使群众个人支付比例进一步降低。“我们设想要在‘十二五’期间降低到30%甚至以下。当然这是一个总的数字，具体到每个人也不太一样，总体上要减少群众的个人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