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凉了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下称北大医院）的儿科迄今已有近70年历史，拥有诸福棠、秦振庭、左启华、王宝琳等诸多儿科知名专家。　

“北大医院一贯重视儿科，这是我很感幸运的。”该院副院长、儿科教授丁洁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但一些综合性医院确实忽视了儿科，其忽视的原因不是因为儿科方面的人才不行、水准不够，更多是跟大的医疗环境有关。现在公立医院说是要体现非营利，但在现行医疗体制下，各个医院都有生存问题，都有维持生计的压力，而儿科对此很不擅长。”　

本刊记者获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综合性医院的儿科即呈现患儿就诊数量减少之势，进入2000年，综合性医院儿科萎缩的趋势更为明显：缩减儿科病床的有之，取消儿科病房的有之，撤销儿科的亦有之。　

媒体报道显示，2005年10月，湖北武汉市中心医院公开宣布完全撤销儿科。这是该家医院在4年前撤掉儿科病房后的又一动作。彼时，武汉市中医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武汉市第六医院等多家医院也已撤销儿科病房。　

上海、北京等地综合性医院亦有类似做法。北京市卫生局在采访回函里透露，该市综合医院儿科萎缩，服务能力不足。其表现是，在83所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中，开设儿科门诊及病房的仅38所（三级16所，二级22所），按综合医院设置标准设置儿科门诊及病房的医院不足综合医院数量的一半。　

在此背景下，2010年9月24日，《北京市卫生局关于加强综合医院儿科建设工作的通知》出台，要求二级及以上医院务必在2011年年底前全部恢复儿科门诊和病房建设。　

据1994年卫生部相关规定，儿科是三级综合医院必须设置的科室。业内人士告诉本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各地卫生主管部门之所以对此类“科室调整”听之任之，盖因医院的运转主要靠自身创收，而儿科经济效益差，若总是需要医院“照顾”甚至“贴钱”，那么，纵然社会效益高，也可能被综合性医院“舍弃”，卫生主管部门同样要顾虑医院的效益，多少有些无可奈何。　

目前，公立医院的药品、检查收入是医院收入的最大来源。在经济效益的驱动下，甚至可以说，医院科室的好与不好，已经不再取决于功能结构、临床需求等，而往往取决于创收能力。　

据沈医生介绍，在儿科，几十、上百的检测就算是收费的重头项目了，这跟成人科室动辄数千、过万的CT、核磁、支架、人工关节等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再加上儿童的用药量比较小，所以药品收入也不高。“有次收费处的一个同事跟我讲，你看看整形科，人家一个上午挣的钱就够你们科干好几天的。”　

“更关键的是，儿科投诉特别多。”沈医生解释说，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一个孩子生病，有时候甚至来6个家长，大家的期望值很高，又希望一来就能看上医生，可大夫不够呀，那就得等，一等几个小时，可轮到看病可能只有几分钟，那家长就可能去投诉。　

挣钱不多，投诉不少，或许这就使儿科在不少综合医院院领导的心目中成了“麻烦”、“负担”的代名词。不少综合性医院即便没有取消或缩减儿科，但其硬件配备等都属勉强维持，很不景气，与国外同行、国内专科医院的差距都在拉大。　

针对此种现象，丁洁认为，“科室在医院受不受重视，不应该仅仅看它能不能创收，还要看科室的医、教、研等对医院发展起到的功能和作用。”　

医生走了　

儿童专科医院扩张着，综合性医院儿科萎缩着。进退之间，儿童看病难的病灶扩大了。　

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儿科医师分会会长朱宗涵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综合性医院儿科萎缩所引发的儿科总诊治容量、诊治能力的减少速度，快于儿童专科医院相对应的增加速度，特别是儿科医师的短缺，使儿童看病难问题雪上加霜。”　

在朱宗涵看来，儿科医生短缺，系因儿科医生这份工作“风险高、工作累、收入低”，容易令儿科医生选择撤离。　

北京市卫生局的采访回函对此并不讳言。文内写道：“因为儿童用药量少、辅助检查少、收费项目少，医疗收入明显低于其他科室，挫伤儿科工作人员积极性，造成儿科人才流失。”　

根据沈医生的经验，儿童通常没有主诉，号称“哑科”，病重的孩子甚至不会哭，并且病情变化非常快，这就对医生的要求比较高，需要儿科医生凭经验去判断、观察，要特别细致，责任心强。　

几位接受采访的儿科医生都对本刊记者说，虽然儿科对医生的技术能力要求较高，但儿科医生的收入在医院即便不是最差的，也基本是垫底的。　

沈医生说，“同行一听是儿科的，往往就会说，哦，小儿科的，这个含义很丰富，有时候是指技术含量不高，有时候也是在说你挣的都是小钱。”　

丁洁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国际儿科学会常委。在她的印象里，“国外的儿科医生也会抱怨待遇等不如别的专业的医生。比如，美国儿科学会的同行会开玩笑说外科医生是quarter（25美分）的医生，自己是penny（1美分）的医生。这说明国外不同专业间的医生收入也有差异，但中国更加突出。”　

沈医生回忆了一次自己被投诉的经历：患儿头次来时，她看患儿白细胞不高，就没给开抗生素，过了3天，患儿又来了，另一个大夫再查血常规看到白细胞高，就给开了抗生素，反过来家长就投诉她。“后来我了解到，患儿头次回家已经好了，但家长给洗了个澡，就又发烧了，这其实是2个病程，但家长对医学知识不了解，就希望孩子赶紧退烧，发现我没开抗生素就急了。”　

沈医生说，“我也算是高年资医生，但有些很蛮的家长根本不尊重我，甚至还会骂我，有时候我都不敢说话，我觉得我要再说话他就会扇我了。”　

丁洁说，不但儿科医生，从整体看，中国医生的职业满意度都不够好，这与其受教育程度、工作强度、承担的压力等并不匹配。“从收入讲，国外医生即便不是最高，也是高水平的，中国医生最多是平均水平。再说医患关系，很多医生都说患者对自己不尊重，更谈不上信任，自己做得很寒心。”　

种种缘由下，感觉不到前途的医生纷纷离开儿科的岗位。　

沈医生说，她的大学同班同学中还有2个被分到某综合医院儿科，但她们早就先后辞职了。另有1个同学本来搞公共卫生，但因惦记临床，就设法调入儿科，在那里做了几年，感觉又苦又累，健康也出了问题，就又转行了。跟沈医生同期进入儿科的共有4位医生，现在就剩她一人。　

沈医生感觉其所在科室“老龄化”比较严重。2007年儿科一共17位医生，年龄最小的20多岁，再就是三十多岁了。这两年科室一边招人，一边走人，目前是19个人，其中，20多岁的3位，30多岁的4位，剩下12位都是40岁以上的。　

由于北大医院儿科的历史和传统，丁洁说她并未感觉医院儿科有人才危机，“但我们医院儿科的情况，在综合医院里应该是比较特殊的，而且我们的医生也会因为付出和获得不对等而不平衡。”　

北京市卫生局亦将儿科人才列为比较突出的矛盾，该局在采访回函里表示：“长期以来儿科不受重视的现状导致儿科专业医师培养不足、流失严重，队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难以完成正常门诊和病房治疗工作。”　

朱宗涵表示：“目前儿科医师缺乏、床位短缺的现象非常突出。多数医院儿科医师队伍面临的不是如何去发展，而是如何去维持。”　

根据朱宗涵提供的一组数据：2008年，中国约有儿科医生61700人，占医生总数的1.62%；儿科床位258224张，占床位数的6.4%；综合性儿童医院68家（政府办48家）；与此同时，中国0～14岁儿童2.37亿，约占人口总数的17.88%，计算可知中国每千儿童的儿科医生数约为0.26；此外，中国儿童平均就诊约每年3～5次。显然，包括儿科医生、儿科床位等在内的儿科资源相当紧张。　

“需要重视的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儿科医师，仅仅依靠扩充床位数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在朱宗涵看来，倘若比照美国每千儿童1.5个儿科医生的配置，中国至少还缺20余万儿科医师，即使将儿科医生配置数量的目标减半，未来10年每年仍都需要增加1万名左右的儿科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