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方1 建议让厂家“配产”便宜药

王旭东说，要解决“降价死”，第一个环节在药厂，得让药厂愿意生产便宜的药品，而不是价格一降，就纷纷停产。

“一个，我们的政府可以指定一些药厂来生产廉价药品，同时给予这些药厂一定的政策或补贴等优惠条件。”

第二，可以采取变通的方法。“我觉得可以要求药厂在生产高利润的药品同时也配产便宜的药品。”王旭东说，正如商品房配建保障房是违背市场规律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政策是行之有效也能得到社会理解的，同样的道理，让药厂“配产”便宜药品也不会是长久之计，但短暂地这么实施，相信大家也能理解，并且能收到成效。

处方2 同类药品必须高中低价都进货

王旭东指出，事实上，医院这一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药品市场，当现在医院的收入主要还靠药品时，卖药的利润高低必然还是与医生、医院利益有着紧密联系的。

医院不卖降了价的药，药厂生产的产品卖不掉，这是导致“降价死”的非常重要原因。这个时候怎么才能让患者开到那些便宜的药呢？

他建议，应该行政指令医院在同一化学名下不得只进一两种药品，比如同为阿莫西林，你不能就挑最贵的、最名牌的进货，必须什么样价格的都有，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让患者有选择的余地。

处方3 同一种药，贵的不可以报销

王旭东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从我们的医保体制上作文章，先通过成本审核来确定各种药品的利润率，然后将利润过高的药踢出报销名单。

他告诉记者，在国外因为药费要通过保险报销，保险公司都会聘请专家组成的医师协会对处方进行“伦理评价”。比如，同样看一个感冒，大部分医生都开出了50元的处方，可是你开出了500元的处方，你的理由是什么？如果几次都无法解释，这个医生开出的处方将无法进入保险程序。“这样一来他就没病人了，我觉得这种方法可以借鉴。病人看病的钱由第三方支付，第三方就应当发挥监管作用。”

●代表委员观点

全国政协委员陈德：

降了多次，没看到降价降在哪里

就在国家发改委决定再次降低药品价格的同时，全国政协委员陈德提交了一份提案，提案中他表示了对药品“降价死”的担心。他分析，这个原因主要就在于我们对药品的审批过程不严，“如果哪一个药发改委下了降价通知，药厂就不生产这个药了。”他把它的主要成份加入不必要的东西，重新进行生产，重新进行包装，然后作为新药到国家药监局审批。“等一批成新药以后，就可以上涨几倍甚至十几倍，这样我们就拿不到过去那种便宜的药了。”他也建议要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单降药价恐怕不够，同时要狠抓药品监管部门的审批权，严把新药上市的审批制度，严把药品质量关。

全国人大代表周海波：

降药价还需打通流通环节

无独有偶，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清远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周海波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觉得这个制度是好的，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周海波举例说，一个成本价不超过3元的药，通过招标、运药、配送等各个流通环节到了医院手里就变成了10元。因此他提议，要想把药价降下来，国家必须整合资源、定点生产、集中配送。“原本通过这些流通中间环节养活的很多医药代表、小医药公司的利益将受损，但国家必须要整合，否则老百姓不能真正得到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