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养’医院肯定不行”

这个顶层设计的构思，与目前强调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特别是政府足量投入以确保公益性的观点并不吻合，后者认为，只有政府结结实实地把医院办起来，才能让老百姓病有所医，才算尽到政府责任。

黄洁夫提到，目前社会对公益性的认识存在3个误区：

误区一：现在的公立医院没有公益性。在黄洁夫看来，无论世界上哪一家医院，从职业特征上就界定了其是公益性的，“这没什么好讲的，医院就是公益性的，无所谓回归公益性。”

误区二：公益性就是全福利性，即免费获得医疗服务。黄洁夫表示，政府的责任是把医疗卫生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广大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说医疗卫生事业是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服务应该是带有部分福利性质的公共产品，之所以是“部分”，在于要对穷人等进行救助，但对大多数人来讲则是要出钱的，有钱人还要多出钱，“这样才能使每个人都能够看病治病，才能保证尊严和公正。”

误区三：医疗服务市场不赚钱的才是公益性的。黄洁夫说，公立医院进药要钱，买设备要钱，它离不开市场。“我们很怕讲市场，但既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那就应该用市场的机制和手段去培育医疗市场。政府则要靠制度设计和监管的双管齐下实现公平和效益的统一。”

“有人问我公立医院改革是不是国家要把医院包起来、养起来，我想不要问这个问题了，政府肯定包不起来。‘包养’医院肯定不行，也不是医院发展的诉求。”

黄洁夫解释说，目前美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是7600美元，而中国跟美国的用药水平大体一致，这意味着即便政府想包也包不起来，国家什么都不干也包不起来。

中国曾在计划经济时期推行过一系列带有福利倾向的卫生政策，具体到公立医院，政府即采取包工资，包经费、建设费等做法，以维护医疗卫生事业的“福利性”。

“如果走收支两条线、包起来那条路，肯定要走回到上世纪60年代，我是那个年代做医生过来的，那个时候吃大锅饭，看一个病人、看一百个病人都是拿一样的钱，任何医院都不愿多收病人，因为收病人越少医院就越节省，如果政府把医院重新包起来，那就回到老路上去了，将是巨大的倒退。”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军区总医院田伏洲教授对本刊记者评论说。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通过增加财政来养公立医院，实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这完全是个神话。”

朱恒鹏分析说，一个医院若要长期持续经营下去，收入必须弥补成本，并且能够支付有吸引力的、好的医务人员的收入，这样的收入如果不是来自患者和医保的支付，那就只能长期依靠财政补贴。“如果医院的收入全部来自于患者，它就必须让患者满意才能挣到钱；若其收入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财政，它的主要任务将是让行政主管部门和领导满意，患者是否满意不是其首要考量因素。两者孰优孰劣显而易见。”

让公立医院动起来

这个顶层设计构想如得以实施，将冲击公立医院现有利益格局，迫使公立医院动起来，甚至是自我转型。

黄洁夫表示，公立医院的弊病就是带有垄断性质、缺乏竞争，缺少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为此，他提出一个类似教育部“211”工程的建议，即遴选3000家左右的各级公立医院，由政府“包”下来，其他医院则松绑、放开，允许社会资本参与。

本刊记者获悉，目前中国共有2万多所医院，其中公立医院1.5万多家。在这些公立医院中，政府投入约为医院收入的7%～15%，剩下的运营费用都要靠医院去挣。“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这个结就还是解不开。”黄洁夫说。

按照黄洁夫的想法，“2、1、1”分别代表2000所左右的县级水平的医院、1000所左右的省市级医院和100所左右的国家级医院，这个评定应该公开、透明，让人民群众，特别是医务人员广泛参与，而不是由官方来评定是否入选。“为了创建这3000来家‘211’医院，各级医院都会动起来，医院就会拿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措施来。”

比如，县级医院包括县中医院、县人民医院等，数量很多，如果是一个好的评定机制，那就可以调动县级医院的积极性。而这2000家县级医院应该能够覆盖70%的农民，为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同时，地方财政也能够支持得起。

再如，挑选100所左右的国家级重点医院，这些医院代表国家的医疗水平，也能够提供一些特殊服务，如外交需要等。“当前公立医院几乎垄断全部医疗资源，越大的医院垄断的资源就越多，排的队也越长，它们缺乏竞争，没有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但在一个好的评定机制下，它也必须有所动作。”

黄洁夫说：“‘211’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但这不是随便想出来的，而是我和卫生部负责医改的马晓伟副部长几经探讨、根据政府财力测算出来的。”

针对这个“211”医院的设想，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教授凌锋表示，“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想法，也是三年攻坚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而对目前16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前景，有全国政协委员认为：“我已经能够预料到不会有太多的结果，因为设计上就没有太多的结果，也就是皮皮毛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