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给民营医院松绑”

这个“大胆的”、“有操作性的”顶层设计，还将面临社会对民资办医的“警惕”——除3000多家“211”以外的医院都将进入市场，这个安排很可能招致抵触。

此前有评论指出，即便是对国企垄断抱怨不断的社会公众，亦有相当多人将民资办医视若洪水猛兽，在他们的心目中，“公立”、“国有”等字眼似乎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而凡是民营医院，就是要营利的；凡是要营利的，就是打算昧着良心赚钱的。

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民营医院建起来后，它首先就会开始搞赢利。”

该委员举例说，他们医院一位B超医生退休后跑到民营医院，去了一个星期，B超医生就被院长叫到办公室，院长说怎么搞的，前列腺都是正常？那不行啊，那大家吃啥？今后必须保证前列腺有40%的肥大。于是，B超医生的片子就开始从前列腺正常变成轻度肥大等，这样的片子送到医师那里，医师就有了开药的理由。

黄洁夫说，民营医院的一小部分确实是靠虚假广告骗钱，但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是民营医院没有相应政策支持、发展受到限制。“你要相信大多数的民营医院是好的。在我去过的民营医院，我看到大多数的收费都比公立医院低，浙江甚至还有专门收治精神病人的民营医院，而精神疾病属于公共卫生范畴，我挺感动。”

黄洁夫表示，不能只是在口头上讲一讲鼓励、支持民营医院，而要真正给民营医院松绑，以办好民营医院。如此一来，才“不至于我们一谈到民营医院，就联想到虚假广告，就很害怕”。

黄洁夫说，台湾的经验证明，民营医院的发展大有必要。据他介绍，台湾在实行全民健保之前，80%是公立医院，在1995年实行全民健保后，情况调转过来，公立医院不到20%，而且它的民营医院竞争力很强，比如长庚医院的医疗水平就超过了政府举办的台大医院。

黄洁夫表示，可以通过资产置换进行区域性的结构调整，参照国企改革的经验教训，鼓励、吸引社会资金和外资参与医疗事业的发展，扩大优质医疗资源的供给。“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并且不断增值的基础上，迅速将医疗卫生事业的蛋糕做大，这样才能使所有医院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保证其经济效益。”

谈到保证医院经济效益的理由，黄洁夫说：“没有一个赢利手段，没有一个激励机制，没有一个随着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医务人员待遇收入越来越高的基础，谈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就是空话。”

黄洁夫强调，有关政策应保证民间资本在进入后能分到蛋糕，这样才能激活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从而解决医改需要大量资金的难题。同时，还要保证“分到的是做大的蛋糕中的一份，而不是原来的一份”。

无疑，在这个顶层设计里，公立医院的产权改革将是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而社会对医院产权改革的记忆并不美好。比如，在医院产权改革沸腾的2003年，不少地方政府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名头下，纷纷“甩包袱”，加入到所谓“国退民进”的拍卖盛宴、改制狂欢中，后大多遭到质疑乃至清算。

但一些研究者认为，新一轮医改对基本医疗保障、对基层医疗机构等的大举投入，为重提医院产权改革奠定了基础，因为收支两条线的计划经济式管理是条死胡同，产权改革方案却有希望闯出一片天，从而完善医院运营机制和管理水平。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国恩去年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本质上是转制中的资产评估和监管执行力度层面的技术问题，不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不是无法规避或减小。事实上，观察各地的医院改制，大多情况是，改制后的国有资产不仅保值增值，而且幅度大大超过预期，宿迁医院改制、昆明医院改制等都是如此。”

种种迹象表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是势在必行，作为此项改革最大的难点之一——公立医院改革无从回避。这意味着，目前这种“下面等上面政策、上面等下面经验”的彷徨状态需要尽快结束。

而在这样一个大国崛起、财政增收的年代，打破医疗行业的行政垄断、提高社会公众的医保水平，已经如箭在弦。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份锐利的顶层设计构想，其考验的，不光是相关人士的改革智慧，更考量着他们的改革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