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可以看出，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人体器官移植活动中把握着最后一道关口。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伦理委员会需要多领域专家加入，比如伦理学、法律、财务、社保等方面，还有一些涉及卫生行政部门的社会团体。”

但在现实中，伦理委员会的成员一般由医院自己决定。这种在医院内部运转的审查制度的设计，为伦理委员会的“不作为”、“走过场”埋下了隐患。

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涉及医院多项既得利益，已是医疗界不争的事实。掌握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有利于医院的评级，让医院获得更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主刀医生和医院的社会影响力、医院的效益都与此紧密联系。”接受采访的多名医务工作者做出上述表示。

复杂的利益关系势必影响伦理委员会能否公正审查，而现有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伦理委员会违规又未作出任何追责规定。“这又进一步放任了伦理委员会的不作为。利益的驱使，制度设计存在的问题，造成现实中往往以程序审查为名而放弃实质审查。在山西长良医院非法取肾案件中，丝毫未提到对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处罚。”相关法学专家说。

张文秀说，由于医院在人体器官移植中存在一定利益关系，而且从其治疗患者的工作本位出发，也易引发为救助患者而对人体器官的买卖和中介行为装作不知的心理。对此，她呼吁卫生部门应尽快细化伦理审查程序。同时，以立法的形式将伦理审查权交付医院之外的第三方机构进行，严格审查人体器官的来源。

难题三　中介利用捐献制度漏洞获取暴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肝胆外科医生万涛介绍：“由于术中面临着大量失血和术后创伤恢复等问题，器官提供者术后恢复治疗与移植者一样，需要精心呵护。通常，医院会根据提供者体质等情况，对提供者进行1—3个月甚至半年的随访。”

那些通过地下中介组织出卖器官的人，实施移植手术后早已远离家乡，身处异地，人身自由被中介组织严格控制，其术后的康复无从谈起。有的人甚至多次追讨才能从地下中介组织获得一份大大缩水的报酬。“他们的生存状态怎能不令人担忧？！”张文秀感叹自己承办的案件中，陕西卖肾男孩董兵岗就是由于多次讨要不到报酬，在被中介转移过程中发现地下中介比自己卖器官挣钱多，也就参与到中介组织中，梦想当上器官贩子赚笔钱。

目前，我国人体器官捐献还存在信息不通畅的现象，“想捐的人捐不出，即便捐出也拿不到充分的补偿；另一方面，需要器官的人通过正常途径又得不到救助。中介组织正是利用了捐献制度的漏洞，获取暴利。”王顺安说。

“打击犯罪永远不是解决社会问题治本的方式，建立科学的人体器官捐献社会救助体系才是治本之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明祥说。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卫生部于2010年3月在天津、辽宁等11个省市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截至今年2月底，我国通过人体器官捐献试点渠道共实现捐献37例，成功捐献大器官97个。相对我国每年150万人体器官移植的需求量，杯水车薪的局面如何破解？有关专家建议，应该从改变我国器官捐献率极低的现状着手。

事实上，人体器官移植的“供体”不足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我国的缺口尤其大。张文秀分析，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中国人受“人体发肤受之父母”、“死后留全尸”的传统思想影响，对于人体器官死后捐献，具有一定的抵触心理。二是，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尚未达到引起人们共鸣的程度，生前表示人体器官捐献的人十分少见。三是，缺少完善的捐献体系，仅有少数民间组织从事器官捐献工作，且处于“无固定经费”、“无科学有效的管理体制”和“无规模”的“三无”状态。

据了解，英国登记在册的捐献者超过了1600万人，占全国总人数的25%。在英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有立法支持、专门的政策调研队伍以及实际运行的管理机构。该机构内有全国移植数据库，包含所有捐献者和患者的详细配型数据，帮助人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配型和分配。在美国则有负责器官捐献与分配的专业机构，并建成了具有独立、统一、公开等特点的“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患者和“供体”的信息在该网络系统中均能获取，患者等待人体器官的排序也是公开的，接受公众和卫生行政部门监管。此外，日本、西班牙均有较为成熟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和立法规范。

为此，有关法律专家建议，由于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程序、补偿机制均未能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得以充分体现，应通过修改和完善给予明确。与此同时，还应建立国家器官移植管理体系、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系统、人体器官捐献和分配网络体系、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和科学登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