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药享受‘超国民待遇’”

明明觉得是做好事,为什么还违法?想不通的不仅只有K,任瑞红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有些患者家属本身是医药系统的,他们自己可以在实验室生产,但是顶多自己做自己用,想拿来救人根本不行。”如今,格列卫的国际专利保护又延长了两年,也就是说,在专利到期之前,国内医药企业依旧无法开始仿制。

“很多时候,我们对印度药企千恩万谢,对印度政府也是千恩万谢,”李塬说,事实上印度政府一直受到很大压力,印度的法律规定仅仅保护医药的制作工艺,但是对药品成分并不给予保护。仅仅因为格列卫,印度政府和诺华公司就打了几年的官司,直到2008年印度高等法院判印度政府胜诉,方才告一段落。很多印度制药企业,如南新公司,都面临跨国药企的压力,但是印度专利法对仿制药网开一面,也给了这些企业发展的机会。印度有发展中国家的药方之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用药都是来自印度。印度的医药企业也已经从仿制走向了研发,越来越有竞争力。

“仿制确实会快,但是一个药要研发投入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医药行业不同于其他,创新起来很难。”宋华琳说,格列卫就是诺华公司在比较许多处方,花费十多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之后,才研发出来的。虽然生产成本很低,一两百人民币,但是整个研发投入动辄上百亿美元。

“卖得最好的药都是患者长期需要的药,仅仅能保证病人不死,没有专利保护,药企是没有什么热情长期投入研发新的特效药的,”宋华琳说,“这其实就是两难,到现在为止,中国虽然有强制专利许可,但是并没有付诸实际,因为,这太复杂了,涉及到很多部门的利益。”

宋华琳认为,目前,可能的途径还是通过国家医药定价机制来降低进口药价,“药价低了,才能被纳入医保,目前药品定价都集中在国家发改委药品价格中心这么一个事业单位手中”。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药品一直按国定价,降价的都是国产药,进口药不受影响,宋华琳说,“这实际上就等于给外资药品超国民待遇,这是很不公平的。”他认为,这里面有一些利益集团在作祟,“一些外资企业影响了其药品在中国的定价。”

事实上,这种对进口药的超国民待遇也在逐步降低,宋华琳表示,最近,发改委也听到了各方的呼声,进口药也开始降价了。

“这是个好事,但是要在药品定价机制中应该加强多元利益的表达,要听取企业和消费者的声音;同时,也要开展药品成本调查,价格要以价值为基础,成本核算,包括研发必须要有调查,这样才能公开透明地制定药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