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一家兽药公司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兽药市场假药很多，根源还是追求短期、个体利益，更有甚者为了规避国家政策和税收，有的兽药厂连正规手续都没有办理，“假兽药对社会危害主要体现在残留和耐药性两方面，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伤害极大。”

今年2月的一天，农历春节刚过，喜庆的气氛还未散去，扬州江都养殖户老张早晨起来去看自己养的鹅，却震惊地发现，一夜之间，5000只鹅全死了，一只都没有剩下。

这让老张两口子欲哭无泪，他们立即想到了前一天给鹅喂的药。老张试图去要求药店和兽药厂赔偿损失，但法律取证的种种困难，远远超出了一个老农的能力范围。

老张养鹅，是假兽药带来损失的一个极端个案。但另一方面，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也许是幸运的——如果这些鹅没死，它们身上残留的假药，下一步就流向市场、登上餐桌，进而进入人的身体。

据《人民日报》2008年12月报道，仅仅在2008年，中国兽药市场年销售额便已超过200亿元，从业人员超过12万人，涉及1454家兽药企业，生产近2000个品种的兽药。而这些兽药，也用于家禽、牲畜从出生到屠宰场的各个环节。

这也意味着，在禽肉产品中，兽药才是食品安全的真正源头。而公众熟知的“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等）仅仅是这上千种兽药中的一种，瘦肉精之外，每天都会有各种兽药被使用。

尽管无法精确统计目前市场假兽药的总规模，但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历时两个多月的调查，以及与兽药行业专业人士在多地区走访养殖场、零售店所见，目前国内假兽药销售渠道分布之广泛细密，使用之普遍，监管之困难，现状皆令人担忧。

假兽药进入禽畜身体，又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和残留？走上餐桌的这些禽畜，进入人体后又会有什么影响？

销售乱象：戏剧性的一幕

盐城郊区的大南庄是远近闻名的孵化基地，每年春天，上百万只鸭苗鹅苗从这里上车，流向全国各地的养殖场。由于养殖规模巨大，这里也成为兽药比较集中的地方，小鸭小鹅用药尤其多见。

2012年3月初，本报记者与“禽流感举报第一人”乔松举一起来到这里。乔松举本是江苏高邮的养殖户，多年来使用兽药、研究兽药，积累了很多经验，也多次与问题药厂打官司胜诉，因在兽药打假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曾经协助国家农业部，在全国多个地区参与兽药打假。

在大南庄村中间的街道上有多家兽药店。本报记者与乔松举先后进入其中三家店面，并有针对性地买了总共十几种药，在付钱之后，所有的药品，药店均不开具任何发票或者收据。

“我们不好开的，药厂卖给我们，也是什么都不开。”店老板说。

在一个小村落，陌生人这样的购买很容易引起注意，买完药之后，本报记者和乔松举便迅速撤离。乔松举告诉本报记者，方才在药店里目测，至少有20%的药都是假的。

根据国务院《兽药管理条例》规定，“以非兽药冒充兽药或者以他种兽药冒充此种兽药的”和“兽药所含成分的种类、名称与兽药国家标准不符合的”，皆是假药。同时规定，所标明的适应证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 “按照假兽药处理。”

本报记者所调查的假药，即包含上述几种情况。对于一些药品，不仅包括“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兽药，此外，因为药品扩大宣传，有的养殖户按照夸大宣传的用药剂量去使用，有时根本起不到效果，甚至会起到反效果。

走出药店不到10分钟，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乔松举接到一个电话。

“乔总吗？我是***，你在盐城？”

“是的。你怎么知道？”

“在大南庄吧？”

“是的。你也在？你看见我了？”乔松举惊讶地问道。

其实打电话的人远在南京，是一个兽药经销商，与乔松举认识多年。原来，大南庄的兽药店已经打电话给他。他猜到了几分，于是立即打来电话。

不由分说，该经销商从南京连续驱车数小时，来到大南庄。一番说情之后，提出希望乔松举归还那十几种药品。本报记者将该药品拍照取证后，乔碍于面子，将该药归还了回去。

接下来的闲聊中，该经销商和几位店老板诉说了一些“苦衷”。

“药确实是有问题。但是这事得靠政府管啊，他们管住药厂不就没了？再说大家都在卖，我们不卖别人也照卖，可是日子还得过啊。”一位店老板坦率承认那十几种药都是假药，然后说，“老百姓不喜欢买真的，只喜欢买"假的"，假的便宜啊，一般人又搞不懂真假。”

上述店老板介绍，当地兽药店从接触到的大部分药厂进货时，药厂几乎从来不给开具发票和收据，连钱都不是直接打给药厂，都是由物流代收。药店卖药给顾客，也拒绝开具收据或者发票。

这样，一旦下游的养殖户出事，便无法从法律上证明买药的渠道，这给兽药店、兽药厂形成了“防火墙”。对假兽药生产企业来说，这道防火墙是一道重要的安全屏障。本文开头提及的老张，维权时会首先遇到这道关。

次日，本报记者与乔松举来到盐城市区，准备继续购买一些假药留作证据。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连续去了六七家药店，均发现里面的药架一半都是空的，而且全是正规药品，找不到假药。跟店老板攀谈时，店老板非常警惕，反复问本报记者的身份。于是本报记者意识到，行动已经暴露了。

事后，一经销商告诉本报记者，药店销售体系“圈子”其实很小，网络非常灵通，有任何消息都会相互告知，以防备“意外情况”。后来在扬州的一次暗访中，本报记者再一次体验到了这种情况。

生产乱象：戏剧性的第二幕

5月5日，本报记者陪同成都一家著名的医药企业工作人员，来到江苏扬州某著名动物医院门前。该动物医院曾经被江苏省农委授予“2010年江苏省放心兽药示范单位”称号。

数日前，该公司惊讶地获知，该动物医院以及江苏许多药店正在销售他们公司生产的一种药品，但该公司其实只拿到了农业部的药品批文，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生产，更没有过任何销售。5月2日，一位业内人士曾专门在这里买了几瓶以留作证据。此外，他们还获知，在东北也有该药品在销售。

这也意味着，制造假兽药的“李鬼”行动比只拿到批文的“李逵”还快，而且能进入江苏省最有名、最正规的动物医院之一进行销售。

“从药品制造的水平和销售渠道的成熟度来判断，造假者能耐很大，肯定是兽药行业内非常资深的人士，或者相当有实力的企业。”该公司人士对本报记者分析。

该药零售价格每瓶75元，据一位业内人士估计，其生产成本应该不超过5元，十几倍的暴利，令人咋舌。

本报记者随即陪同制药公司人士进入上述动物医院买药。可能是因为带着眼镜，并不像养鹅场的主顾，开药的医师一边开药，一边满腹狐疑的表情反复问：“你们从哪里来啊？”“搞科研的吗？”“养殖场地址在哪？”等很多问题。勉强应对过关后，药师从电脑里调出该药的记录，打印出药方，便让去交钱。

5分钟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本报记者与成都制药公司人士交款完毕，到药房领药，却忽然被告知：“我们没有这个药，从来没卖过。”

此后，二人无奈离开，与几位其他业内人士沿路边走边说。此时，本报记者注意到有一戴墨镜男子骑着电动车，忽远忽近地跟随着。一旦觉察被注意到之后，该男子便立即掉头，沿马路逆行往回走。本报记者立即“反跟踪”，最后看到该男子拐进了前述动物医院。

“可见他们有多警惕。”同行的一位业内人士对此笑道。

接下来的几天，意料之中的情况发生了。就像前文曾经描述过的那样，很多药店闻风警觉。成都前来打假的企业，最终无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