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内科专家周乐今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若干年前在云南省人民医院工作的时候，来特需医疗就诊的多数患者来自医院的利益相关单位。

“公立医院应该是公正、公平的。”周乐今加重了语气，“把最好的专家资源集中在特需，老百姓却难以企及，这显然背离了公立医院的宗旨。”

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妇产科医生龚晓明看来，公立医院特需医疗现状确实有点儿“不伦不类”。在他所在的医院，特需病床虽然不足总病床数的10%，但其收入却差不多占到总收入的60%。

“看病的人依然多，对患者来说体现不出服务的改善；价格虽然高，对医生来说诊费却依然低于市场行情。”这位曾经的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这样评价。

在“从来没有空床位”的北京协和医院，其官网显示：在该院总计1855张床位中，急诊科床位占36张，儿科占40张，而特需病房占149张，是前者总和的近两倍。

据最初参与过公立医院开展特需医疗前期调研的现北京医师协会秘书长许朔介绍，特需服务的雏形是为了顺应中国“入世”而在外宾门诊基础上改良的产物。命名时，卫生局的意见是称之为“特需医疗”，而医院却称之为“国际医疗部”，就是因为觉得很难作出精准的定义。

时至今日，在定义和边界都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特需医疗，给人的印象就是多花钱，甚至连一些医生都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界定。

一名广东省级三甲医院的医生略显迟疑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们这儿有一个装修得像星级宾馆一样的医学中心，护士不仅受过专业的医护训练，还曾在五星级的酒店接受过培训，会全程引导、陪伴患者到不同的地点就诊、检查。不知道这算特需吗？”

“特需门诊是我们普通百姓唯一的福利了，这项服务不知道帮我们免去了多少次辛苦的凌晨排队。”

就像难以给这项医疗服务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一样，人们对于这颗“肿瘤”到底是恶性还是良性的争论也一直僵持不下。在相当一部分人眼里，特需医疗甚至有种“彼之砒霜，我之蜜糖”的意味。

做了12年医疗社工的郑鹤红更愿意将特需门诊称作“普通老百姓的福利”。

她所在的社会组织致力于帮助贫困的患病儿童，不少患儿的家庭在偏远的西部地区，常常需要他们这些社工先拿着孩子们的病历，去北京各大三甲医院排队挂号，咨询专家。

在这座每天有70万外地人前来求医问药的城市，即使在凌晨两点，一些著名公立医院挂号窗口前的队伍就已经悄然形成。像协和医院、北京儿童医院这样的大医院里，马扎、报纸、塑料布甚至鞋子都成了排队占位的工具，一些外地来的父母甚至抱着孩子坐在地上，一等就是一宿。

对这些人来说，相比于黄牛手中动辄上千元的高价普通门诊号，最高300元的特需门诊号显然是一个可能的选择：他们可以在挂号当天就看上最顶级的专家，还省去了因为等号可能要花费的住宿和吃饭的费用。

“特需门诊是我们普通百姓唯一的福利了，这项服务不知道帮我们免去了多少次辛苦的凌晨排队。”

不少北京的妈妈在论坛交流经验的时候也会谈起特需的好处，“整个怀孕期间，挂普通门诊和特需门诊的比例差不多一半对一半”，“每次去医院产检，人都多到吓人，赶上身体突然不适的时候，幸亏还有特需可以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