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三

合作医疗跨地医保难题为“黑诊所”助了风

现行医疗体制改革跟不上社会进步

2012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被封堵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被记者追问“何时能够实现异地医保统筹”，陈竺称要到2020年。

社会进步，人口流动，独生子女父母跟随看病的一系列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不能异地即时结算费用，门口看病社保不报销的瓶颈性问题逐个现身，以至于医疗体制改革跟不上社会进步。

“黑诊所”也是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出现的。此前，农村人口还未大规模流动，农村中延续着我国从195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初期逐渐成形的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但这项制度的基础是人民公社制度，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务工，农村合作医疗出现了严重萎缩。农村居民受到医疗保障的比率由1978年的85%急剧下降到1998年的13.7%。

失去了旧保障，又受困于户口问题，不能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公共医疗资源的进城务工者，只能在城市陋巷中和边缘处的非法诊所里，解决治病就医的问题。

终于在2003年，我国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才出现新的基本公共医疗服务，进城打工者的医疗问题看似得到了解决。但实际上，农民工作为城乡“两栖”人口，仍然处在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夹缝之中。

前者要求他们回户籍地定点医院就医，路费和其他开销、异地就医等手续繁琐、补偿不能及时到位和比例降低，对于在城市里苦苦打拼的他们来说，并不划算。而后者又涉及到签订劳动合同问题，这对工作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来说难度依旧较大。

原因四

违法成本低终究为“黑诊所”点了火

重拳打击不净，无风死灰复燃

必须承认的是，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对于打击“黑诊所”的力度是空前的，可以说是：发现一起打击一起，但究竟“黑诊所”为什么会死而复生、打击不净呢？

有专家表示，黑诊所之所以如此猖獗，除了有强大的市场需求，也与处罚难有关联。从目前情况来看，1994年颁布实施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已经滞后，无法对黑诊所形成震慑作用。

目前，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打击非法行医的主要依据是1994年出台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多是采取责令停业、没收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及罚款等行政处罚。

谈及到处罚，法律法规限定了对“非法行医”的处罚金额，对非法行医者或机构最多只能罚一万。其中分第一次行医的，罚3000元以下，第二次被查处，可罚款3000元以上，一万元以内。即便经济处罚，区区几千元的罚款与高额的利润相比，违法成本太低，根本无法对这些黑诊所起到震慑作用。

而在最新修订的《刑法》里，对非法行医的入刑标准也只是定义为“情节严重”，但对于本罪的理解和认定，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

最终致使无证行医行为一般不触及刑法，而行政法规上又没有对无证行医者规定强制措施，几千元的罚款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他们很快就会重新换个地方“另起炉灶”，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