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30年代初，一位名叫奥托·瓦博格(Otto Warburg)的德国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癌细胞只能依靠“无氧代谢”来产生能量，即使在氧气充足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个现象后来被医学界命名为“瓦博格效应”(Warburg Effect)。这一效应起码有两种解释，一种理论认为，正常细胞癌变后，线粒体发生了不可修复的损伤，所以癌细胞只能依靠“糖酵解”来产生能量。另一种理论则认为，线粒体的损伤正是正常细胞发生癌变的原因。要想理解这一点，必须先理解“细胞自杀”是怎么一回事情。 

　　“细胞自杀”(Apoptosis)又名“细胞凋亡”，是有机体清理无用细胞的主要手段。一个细胞一旦发生了某种有害变异，或者因为老化而不再有用了，便会启动“自杀”程序，自然解体，转化为养分供其他正常细胞使用。这一过程必须要有线粒体的参与，否则就无法执行。于是有人猜测，癌细胞正是因为线粒体受到损伤，无法启动“细胞凋亡”的程序，这才得以获得了“永生”。 

　　既然如此，如果人为地恢复癌细胞线粒体的正常功能，不就能够启动“细胞凋亡”程序，让癌细胞自杀吗？DCA正是这样一种化合物。科学家早就知道，DCA能够促进有氧代谢，抑止“糖酵解”。阿尔伯塔大学的科学家们看中了这一点，希望DCA能够让癌细胞重新开始有氧代谢，恢复线粒体的功能，从而给“细胞凋亡”机制一个启动的机会。 

　　他们用实验证明了这个假说。经过DCA处理过的癌细胞，其线粒体果然恢复了活力，而它们的生长也如预料的那样受到了抑止。 

　　米克拉吉斯撰写的论文相当复杂，一般人很难看得懂。对于专业科学家来说，这个试验虽然令人兴奋，但类似的实验其实非常多，几乎每个月都会有好几个“看上去很美”的“抗癌潜力股”出现在各种科学杂志上。这样看，DCA并非是一只包赚不赔的“股票”。 

　　专利成导火索，DCA走向民间 

　　既然DCA的抗癌潜力如此巨大，为什么不开始临床试验呢？《新科学家》的那篇报道在最后给出了答案：DCA早在多年前就被用来治疗“儿童先天性乳酸中毒症”(Lactic Acidosis)，其专利早已过期，制药厂不愿意在一种没有赚钱希望的药物上浪费金钱，于是没人愿意投资做临床试验。要知道，如今一种抗癌新药的临床试验平均起来将要花费上亿美元，属于典型的高风险投资。 

　　可以想象，这篇文章刊登后，各大媒体纷纷打来电话，准备借此机会狠狠批判一下“惟利是图”的制药厂家。与此同时，这篇文章也迅速通过互联网传播开来，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纷纷给医院写信，索要关于DCA的具体信息。阿尔伯塔大学教授米克拉吉斯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内收到1.5万封信，大多数都是来咨询的，但也有不少人半公开地索要DCA，比如有个读者询问一只重达140斤的狗每次需要服用多少DCA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