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虎峰则认为，虽然政府应该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医院，以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医院市场化就必然能通过竞争带来医疗费用的下降。毕竟医患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医院、医生可能会诱导患者增加消费。克服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制度设定和政府监管。王虎峰还指出，公立医院的改革远不是价格的升降调控这么简单，这也不能解决体制上的问题，“我们需要一套完整的改革措施和运行机制”。

“看病难”要和“看病贵”一起解决

在对大医院改革和如何让看病费用降下来的讨论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樊东升的一个观点则在提醒我们不要忽略社区卫生资源对于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表示，提高医疗服务价格，要以合理分流患者为前提。也就是说，要全面推广社区首诊，鼓励患者先去社区医院，并实现社区与大医院之间通畅的双向转诊、预约诊疗等制度。

“以往政府在医疗资源配置上的缺位造成社区卫生资源短缺，近期需要政府花大力气来解决，其中包括全科医生短缺、基础医疗设施不足、药品供应不足等问题。”杨燕绥表示，“这是还过去20年的老账，从战略安排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有多少钱花多少钱！待社区医疗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可以淡出。”同时，杨燕绥强调，政府不仅要出钱打造社区医疗服务的基础，更重要的责任是要建立社区医疗服务提供机制和文化氛围。

其实，社区卫生的改善确实也值得政府花这么大力气，因为它对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如果患者依然像以往一样，有病就往大医院跑，必然会给大医院带来过多的压力，而患者也很难挂到“专家号”；纵然挂上了“专家号”，也可能因为医生要看太多患者，而不能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这显然与患者付出的时间、金钱不吻合。反之，患者在社区首诊，无疑就诊更容易，花销也更小，可以把“看病难”和“看病贵”一起解决。

来源：生命时报